公共决策的经济学分析——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切入

经济学分析,本质上是行为分析,是对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和行为选择的分析。经济学分析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前提之上:一是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二是资源稀缺。在这两个前提上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即主体通过对"成本—收益"的权衡进行"供给—需求"的交易选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公共决策。

马来西亚政府的改革与启示

自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积极地进行政府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并寻求一系列创新性措施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绩效,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政府改革与相关政策呈现出不同特征,发生了由向马来人倾斜的"新经济政策"到强调族群和谐的"一个马来西亚"政策的转变。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经济学视角

现代官僚制自提出以来，因高效和中立等特征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均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官僚制发展至今，其自身的不足也逐步显露出来。许多学者通过采用历史的和制度的等分析方法，对官僚制的低效率、组织性混乱以及浪费等方面进行了批评，不过这些批评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而公共选择学派对官僚制进行了微观层面的经济学分析，可谓独具特色。

公共决策的经济学分析——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

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公共决策,即从"经济人假设"、"成本-收益分析"出发,对公共决策及进行公共决策的主体的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公共决策是基于"囚犯难题"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决策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在某些方面它是以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政府失灵不可避免,也使得公共决策常常处于低效率。

市民社会是宪政国家产生的土壤

中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欧洲出现了市民阶层,其特有的自由、平等、人格独立、权力等理念使得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互动发展,从而催生了宪政要素的产生,最终使得宪政国家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建立起来。市民社会不仅产生了与宪政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孕育了法律至上性理念,同时也为这种宪政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因此,宪政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

萨拉蒙对非营利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萨拉蒙的思想如社会起源说、政府工具理论与新治理思想对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国内学界对萨拉蒙思想的研究还处于简要介绍层面上。一方面,由于对其思想的片面引用,产生了翻译性错误。另一方面,研究还忽略了其思想从"社会起源说"到"志愿失灵"再到"新治理"的发展轨迹。基于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系统地透视萨拉蒙的公民社会思想,从中发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征与趋势。并在实践层面上,阐释萨拉蒙的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启示,从而为建构中国的公共治理模式提出建议。

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以江西省GN地区M村为例

脱贫攻坚战是国家实现强国梦的前提,而革命老区则是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以江西GN地区M村为脱贫攻坚案例,针对革命老区贫困治理具有扶贫产业单一化、贫困人群文化素质低等特点,以及存在的"精英俘获"、扶贫政策异化的问题,革命老区必须以内生性扶贫、政策性扶贫、培育红色文化基因、自治为突破点,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衔接,有效规范乡村治理,提升群众文化素质,利用多元治理和多元化产业发展等,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融合之路。

萨拉蒙“新治理”理论的贡献、反思与启示

萨拉蒙的“新治理”理论是对当代社会治理困境的反思与突破。“新治理”理论主要由五大理论组成,即非营利组织理论、志愿失灵理论、第三方政府理论、合作伙伴关系理论和新工具理论。这些理论自成体系,并相辅相成,呈现出一种螺旋式逐步升华的内在发展逻辑。文章创新性研究了萨拉蒙的思想发展逻辑与其理论贡献,并着重分析了“新治理”在我国本土化的反思与启示,结合外来理论与本土实践、传统思想与社会创新的关系,为建构我国疫情后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建议。

从分散监管到协同共治: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出路

平台经济新业态及其生态系统性、开放共享性等特征,必然呼唤创新的平台经济治理模式。当前,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已纳入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平台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内外部多元利益主体多重机制的协同共治是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规范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本文从治理机制设计的视角考虑了激励相容的平台规则、合作共治的交易成本,并构建了平台经济协同共治的框架,提出了平台经济协同共治的思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