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付公示：一个幻象

交付公示作为被继受而来的德国物权法原则之一,自清末被传统中国学界接受以来,散见于诸多著作、教材之中。但无论是现实交付,还是观念交付,都不可能实现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动产物权本身是否可以被公示也值得怀疑。交付公示原则的确立有特定的意志主义方法论背景,而实践面向的检讨则有助于形成新的制度设计理念。

债法现代化与商业化

社会商业化加剧引发的债法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对中国民商法影响深远的几个主要国家都先后卷入其中,对各自的传统债法进行局部或整体的修正。欧盟范围内的私法一体化运动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同步进行,最终的结果尚不可知,但已有的法律文件或研究文献预设了欧洲债法发展的道路。中国债法的发展必然会跟进世界债法发展的趋势,即将制定的中国民法典必须在法律观念、具体制度设计和法典架构规划方面,形成清晰的判断。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律分析

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是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较为普遍的现象 ,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容易并且产生了很多问题 ,对证券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也对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从法律规定和理论角度对此种行为进行了分析 ,试图弄清其产生诸多问题的原因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设想及立法建议。

《民法典》的继承与创新

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之下进行观察,“渐进实践继受+创新式”的《民法典》编纂方式在中国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实践正当性,是中国社会关系、经济结构逐步走向稳定和成熟之后的自然产物。《民法典》编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之后的立法形式化作业,标志着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需要同等对待《民法典》在创“新”和守“旧”两个维度的基调。因此,《民法典》的继续发展不能够脱离《民法典》的生成道路,而应当继续保持其开放性。

刍议假设法在高中化学解题中的应用

一、极端假设法的应用极端假设法是一种常见的高中化学解题方式,下面以一个案例分析这种方式的具体应用：向16L、浓度为20mol·L^-1的浓硫酸溶液中添加大量的铜,加热处理之后,问：此次被还原的铜的物质的量是多少？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在化学反应方程式的基础上,因为浓硫酸被还原的量需要通过反应式进行有效构建。同时这种构建之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论《民法典》的原则体系

《民法典》之中存在着诸多的有名化原则和无名化原则,构成了一个具有灵活开放性而非垂直封闭的“原则体系”。每一项原则背后都有着特定的价值关怀,决定和支撑着具体规范的设计和运行。诸多原则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形态,集中反映了民法的规范主线与规范例外之间的交错互动性。理解与掌握《民法典》的要义和适用其具体规范,既需要从原则出发,也需要回到原则。

中国民商立法体例历史考——从晚清到民国的立法政策与学说争论

中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在清末民初曾经吸引了官方和理论界很大的注意力,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立法建言针锋相对,1929年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并未能完全消除学界的争论。经过对历史材料的考察可知,民国民法典选择民商合一体例,并不完全是学理上论证充分的结果,毋宁是特定时刻立法政策驱动的产物,既不符合法律继受所依凭的法制传统,也不符合当时的世界立法潮流,更与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相去甚远。中国当下的民商事立法,应当从此段继受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法典化与《法国商法典》的最新发展

《法国商法典》虽然继续在商法教材或著作中被不断地讨论和引用,但国内文献中对《法国商法典》的介绍,已经与现行新法典意义上的《法国商法典》产生时空上的巨大隔阂,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误导。新的《法国商法典》反映了法国立法者或法学家在商法、私法法典化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也是法国开创的民商分立模式的继续和发展。法国新商法典的结构、立法技术以及商行为、商人的规范设计等,以及《法国商法典》200余年的法典变迁史,对于仍处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之争的中国民商事法典化而言,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或参考价值。

《法国商法典》总则述评——历史与当下

对于采取法典化模式的商事立法而言，法典总则的内容布局以及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关系协调机制，涉及到一部商法典的整体容量和规范原理的取舍，历来是商法典建制所需考虑的重要环节，1807年《法国商法典》[1]首先进行了尝试。但随着法国社会的变迁、商业环境或商业运行规律的新陈代谢，《法国商法典》也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近些年更是做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本文拟结合《法国商法典》总则的历史演进，对现行商法典总则部分进行述评，试图明晰法国商事法的规范理念，揭示法国法典化的基本观念。

侵权法中的“第三人”:一般化还是情景化?——以《侵权责任法》第28条为中心

目次一、立法目的决定下的'第三人'二、《侵权责任法》'第三人'规范之解析三、《侵权责任法》第28条的解释论:官方与民间四、第28条是'第三人'规范一般性条款?五、比较侵权立法例中的'第三人':情景化规则六、结语我国立法者于《侵权责任法》的5个条文引入'第三人'的术语,分别是第28条、第37条、第44条、第68条和第83条。与'第三人'相伴而随,在《侵权责任法》之中还有'侵权人'、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与身份性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本土化的公有土地利用制度,在借用西方民法术语加以表达或类型化之际,并不能使其失去固有的身份特点。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的某种程度上变异的物权属性,于法律实践活动过程中有着特殊的社会效果。通过对典型个案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具体物权法律属性的认识,也容易找到法律发展的着眼点。

试论股东剩余索取权的实现

股东剩余索取权在经济学、管理学甚至会计学等领域都被特别关注,但法律操作层面的关注程度却非常有限。公司利润分配之外的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处于某种意义上的法律真空状态。从股东剩余索取权的正常实现和诉讼救济两个角度的分析,可以全面地呈现该权利的实现与公司法其他制度的关联性。

《物权法》上的动产物权转移——以第23条为中心的体系化文义解释

目次一、论题范围的界定二、《物权法》中动产物权转移规则条文的理解与梳理三、以第23条为核心的体系化文义解释四、官方文本中的条文解释与评析——关于第23条五、比较立法例上的对比分析六、尾论:法律解释与立法技艺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已经从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市场运行效率的角度比较全面地进行了财产流转的制度配置。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进一步设置了财产流转的具体规则,以配合既有法律的适用——按照《物权法》

《民法总则》变更权之殇——兼论中国法律发展的自主性问题

《民法总则》在法律行为效力的规范点上,突然废除了《民法通则》《合同法》创立、演变至今的变更权制度。变更权制度在我国法上存在严重的规范不足,在学术史上变更权也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重视。意思表示瑕疵或法律行为效果失衡使得不同的表意人、当事人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单独的撤销权并不能完全替代实现变更权可以实现的规范目的。变更权在我国法上具有体系正当性,区分救济的差异利益诉求类型从而配置变更权,而非一概废除变更权,才是我国《民法总则》及民法典的正确选择,亦是中国法律发展自主性的应然要求。从立法论角度考虑,在民法典合同编之中应当维持并完善合同法领域的变更权,甚或直接修订《民法总则》的对应规则;从解释论的角度考虑,变更权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法教义学的操作,继续存在于纠纷解决的司法实践之中。

动产所有权的交付变动规则

动产所有权的交付变动规则,《物权法》第23条的立法文义似乎进行了法定化的限制,使之成为强制性规范,但理解该规则属性的根本前提在于厘清立法目的。动产交付规则服务于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双重目的,实现此双重目的的制度样态本来就多元化,并且至少欧洲范围,动产所有权变动规则也正在演变为更宽松的模式。动产所有权属于观念构造物,观念构造物的变动当然可以遵循观念世界的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对于《物权法》第23条文义的理解和认识,过于僵化和保守,没能把握条文背后的深层次法理价值,有必要在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的基础上重建应然的规则。

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与法律表达——《民法总则》第170条评析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人员的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需遵循“职权”的内部生成机制、“职权代理”的外部表达需要等基本逻辑，并受到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类型、“职权”与法人（非法人组织）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等制约因素的影响。职权代理的法律表达，应当在普通代理法的委托代理、表见代理（无权代理）等基本规则的基础之上，为具体判断“职权”生成和表达的真实性、客观性提供更为明确、细致的指引。《民法总则》第170条为迎合民商合一的立法理念，试图单独为职权代理创设简单、抽象化的一般性规则，但该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亦背离了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

不可抗力免责规范构造逻辑的义务类型基础——《民法典》第180条第1款立法方法论之历史性检讨

不可抗力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在合同法和侵权法中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即便在侵权法之中,普通侵权和严格责任导向的特殊侵权类型也有义务配置上的重大差别,对不可抗力免责规范的构造逻辑会产生很大影响。《民法典》第180条第1款拟在提取共通因素的基础之上一体化整合《民法通则》第153条、《侵权责任法》第29条、《合同法》第117条等既有规范,该条虽然具有扩张不可抗力免责规范适用范围的积极意义,但没能纠正既有规范抽象过度、对象错位的错误,在立法方法论上值得检讨。《民法典》第180条第1款所产生的体系效应也需要采取"更加体系化、更加具体化"的策略加以联动回应。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构建的方法论批判——新科技革命时代的法律伦理与法律技术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必将遇到诸多法律问题,但现行法律体系足以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立法层面最多只需因应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对既有制度规范做适应性的调整和适用领域的扩张即可。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肯定论的诸多理由并不足以彻底动摇现有的法律人格理论和制度框架,其多种构建方法也都存在根本性争议。法律人格是法学上纷繁复杂权利义务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聚合的交会点,不宜动辄创设。无论是适用于自然人的伦理性法律人格,还是适用于法人的工具性、技术性法律人格均有其构建、适用的前提,人工智能不能套用这些既存的理论和制度。人工智能的伦理性问题不能靠法律本身解决,亦非人类自身可以单独决定,从法律功能角度考虑也无需为人工智能构建独立的技术性法律人格。法学家、立法者需要谨慎冷静地面对新科技革命时代的法律伦理与法律技术问题。

特殊动产登记的所有权变动效力——对交付依赖性的再批判

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变动原则上似乎应当遵循普通动产所有权的变动规则,但是一方面需检讨普通动产所有权变动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需考虑特殊动产登记制度的目的、效力与功能。通过变动登记转移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具有规范体系和功能上的正当性,在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变动问题上强行要求遵循动产交付规则,是对“交付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的双重机械化恪守。

中国法上货币之债的自治与管制——《民法典》第514条的联动效应与适用效果

我国现行法上货币与外汇均处于相对严格的管制状态,深刻影响着货币之债的有效性及履行可能性。《民法典》第514条的立法文义为货币之债的未来实践开辟了宽松的自治空间,直接联动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16、20条和《外汇管理条例》第8条为代表的货币及外汇管制性规范,并做了或隐性或显性的修改,但似乎并非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在新货币形态推陈出新、国内自贸区不断设立、涉外债权债务大量产生等背景之下,第514条的未来适用效果,货币之债在未来实践中的自治与管制关系处理,均依赖立法机关、政府机关尽快明确货币与外汇的法政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