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实体法依据——兼论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推定是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同时存在的范畴,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联结点。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选择的依据,实际上源于实体法中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犯罪构成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功能,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同案被告人口供的证据价值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同案被告人与案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不具有证人资格。随着世界范围内证人资格的扩张,案件的利害关系逐渐与证人资格脱离开来,同案被告人开始取得了作证的资格,其供述可以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当然,同案被告人与案件利害关系的强弱影响到其证言的证明力。具体来说,同案共犯之间由于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而同案非共犯以及非同案共犯与案件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口供证明力较强,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依据。

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缺陷与完善

由于犯罪构成体系是为刑事诉讼证明实践服务的,因此对于该体系是否存在缺陷以及如何进行完善,均应从刑事证明实践的视角出发。从证明对象上来看,我国犯罪客体属于多余要件,而违法性要件则为遗漏要件;从证明责任分配上来看,由于犯罪构成缺乏推定效力,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混乱。为此,在完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时,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客体并划分各要件之间的层次性,以恢复犯罪构成的推定效力,从而实现其对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

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的功能廓清

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绝对转向相对、从理论原则转向司法原则。这一转变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进一步增加了该原则的出罪功能。与之相适应,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功能也应随之转变。首先,不应一概排斥习惯法;鉴于习惯法出罪去刑功能上的特性,还应当将习惯法纳入刑法渊源之列。其次,类推解释也不应一概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当允许;同样,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上也应作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分,并区别对待。最后,在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不应一律赋予其溯及力,并且应当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溯及既往。

论我国犯罪构成诉讼功能的复归——兼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两大法系犯罪构成具有推定功能,由于推定同时也是一个诉讼法概念,因而使犯罪构成具有诉讼功能,其不仅决定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且决定着证明标准的选择。我国犯罪构成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成立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从而恢复犯罪构成体系的诉讼功能。

论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约束

传统观念认为,法律运行过程是确定的,每一个案件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答案”。事实上,在判决的形成过程中,作为前提的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均具有不确定性,而法官在判决过程中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判决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每个案件事先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当然,法律的确定性仍然是其生命所在,不确定性是相对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侦查阶段死刑错案的原因及对策——以当前已知的33个死刑错案为样本

侦查工作的质量决定着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成败,错案的发生往往源自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瑕疵。笔者以当前已知的33个死刑错案为样本,探析死刑错案的原因并提出预防对策。首先,需要加大侦查投入,使侦查重心从口供转向物证,摆脱对口供的依赖。其次,为有效防止目击证人指证证据以及被害人辨认证据失实,需要遵从正确的指证与辨认规则。再次,对侦查中收集到的物证或痕迹,应尽可能采用准确性较高的鉴定方式进行鉴定。最后,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尽管可以用于确定侦查方向,但是应当防止直接将其作为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使用。

论犯罪构成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兼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完善

由于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因此,自犯罪构成推定功能产生之后,部分要件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被告人。这就意味着被告人一旦证明不能,就要承担败诉风险,这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证明责任开始分化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其中,推定转移给被告人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而并不转移说服责任。我国犯罪构成由积极要件构成,缺乏消极要件,从而造成推定机能丧失。为此,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以恢复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功能。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依据

证明责任分担依据决定着各诉讼主体对证明责任的承担,并决定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在刑事诉讼中,传统理论对证明责任分担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诉讼法领域中进行。事实上,我们从世界各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现状中可以看到,控方一般只对犯罪本体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对排除犯罪成立的要件包括“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则由辩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上述分配实际上根源于实体法领域犯罪构成的推定机能,正是这种推定机能使得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了合理地分配。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重新选择

基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逆转性,各国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选择上至为严格。我国《刑事诉讼法》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该标准系从正面肯定的角度围绕着控方入罪而展开,难以体现辩方行为在证明活动中的作用,不利于死刑错判的防止。为此,应当从反面否定角度来选择"排除一切可能性"作为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适用这一标准时,还应当正确对待"疑罪从轻"原则,并确认合议庭一致同意才能判处死刑的原则。

论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一致性——兼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基石性概念,因此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被称之为社会危害性理论。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一些学者开始对社会危害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承担的是出罪功能,因而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一致性。当然,基于我国犯罪构成是评价行为罪与非罪的惟一标准,因此应当把社会危害性的出罪功能纳入到犯罪构成中来。

陷阱侦查及其救济程序建构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并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

警犬气味识别结论的证据属性

警犬气味识别是指侦查人员从犯罪现场提取嗅源,让警犬嗅闻,然而与被告人身体气味进行对比,以确定被告人是否到过犯罪现场。警犬识别结论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但警犬识别过程涉及到对案件本源信息的两次解读,而这两次解读又均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因此警犬识别结论的证明力存在着缺陷,在诉讼过程中应当谨慎使用。

论同案被告证人资格及证言证明力

传统观点认为,刑事被告人与案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不具有证人资格。随着世界范围内证人资格的扩张,刑事被告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逐渐与证人资格脱离开来,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作为证言使用。当然,同案被告人与案件利害关系的强弱影响到其证言的证明力。具体来说,由于同案共犯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而同案非共犯以及非同案共犯由于与案件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口供证明力较强,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依据。

对专家论证并出具法律意见现象的重新思考

法庭审理中是否需要法学专家的参与,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职业化水平。我国现阶段法官职业化程度有限,因而在法庭审理中离不开法学专家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尽管法学专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具有法定证据形式,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出现在法庭之上的资格。同时由于其不具有强制效力,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当然,对专家论证并出具法律意见现象需要纳入规范之中。

论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

传统诉讼理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认为证明责任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被告人在针对指控提出某些辩护主张以证明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时负有证明责任。当然,与控方所承担的证明责任的性质与要求不同,刑事被告人所承担属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即可。

论实质违法性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借鉴意义——兼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实质违法性判断是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我国刑法理论认为违法性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使得我国定罪过程缺乏实质违法性判断。实质违法性要件的缺失不仅导致犯罪构成定罪功能不足,而且缺乏对诉讼实践的指导功能,并与实质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悖。为此,需要将违法性作为要件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当中,具体来说就是纳入到犯罪客体要件之中。

同案被告口供的证明力研究——补强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

为了防止偏重口供并担保口供的真实性,各国大多设立了补强规则,规定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才能定案。在该规定是否适用于共犯口供问题上,尽管理论界通常认为共犯口供同样需要补强才能定案,但司法实践中却将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这说明对于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案共犯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无需补强直接定案;非同案共犯与同案非共犯口供一般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