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到“新工人”——打工文艺作品的另类想象与社会意义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而且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的制度性身份.三十多年来,大量农民不断向城市迁徙,使得旧的身份制度体系的边界不断消融.于是,一种新的身份群体出现了,这就是被官方文件及大众媒介称作＂农民工＂的过渡性身份群体. ＂农民工＂的＂工＂字是对他们新的职业身份的确认,而＂农民＂二字则意味着旧的制度身份,进而意味着他们不属于城市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他们难以享受作为城市居民的一系列权利,包括居住权、子女受教育权、选举权等等.

重新安置香港——在殖民和民族的遗产之间

公元2046年，回归后香港的现行制度已维持到第50个年头。 也许在第二年，一部名为《2046》的小说会写道： “如果搭上前往2046年的车，人们就能找回失去的记忆。于是，没有人想要再离开搬儿。有些人去过，但没有回来。以为自己放不下那个人，希望回到什么都不会改变的2046……或近或远。”

我们的学院会成为一个怪物吗?

近年来各界学者对于大学的批判开始不绝于耳。其焦点基本集中在治理大学中的权力与分配问题。虽然中国的艺术院校相比综合性大学有着其特殊性,但是也在这种批判的浪潮中呈现出种种弊端。但是这些弊端往往被不断扩大的校园和学生人数以及新设的专业所掩盖。如果说大学是一个知识的储存与创新系统的话,

求索实托邦 中国未来研究

未来是现世前头的应许之地，我们总在到达时方感大梦初醒。而总有人能够早早瞥见它的样貌。这些创想独具的人们，是占卜者，抑或是艺术家；另一些，则通汇了科学的律法，树立起了未来学家的身份。前者凭借幻念与想象，后者则长于梳理千头万绪的现象和审慎的计算。他们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尤其在中国嘈杂而混沌的语境中，有着同等迷人的价值。在这里，中国未来研究的先驱秦麟征先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横亘当下与未来的官方机构如伺构建起自身的现实。

董冰峰:末日中的艺术世界

当我们驱车从台北向市郊的另一城市新北进发时．坐在前排的主人、艺术家陈界仁便开始不断地介绍沿途风景．比如一些资本操作下的新地景、一处多年面临拆迁冲突中的麻风病院等等，话题顿时就变得严肃和沉重起来。这些都可以视作现场观摩陈界仁的最新作品《幸福大厦I》的铺垫。

卢迎华:我在2012

2012年．累计起来我和家人旅行以及居住在外地的时间与在北京的时间几乎对半分。记忆中的这一年，我们一家三口，拖着两个旅行箱，三本护照，到处流浪。我曾经为去年八月至十月期间绘制过了一个行程表，发现在这两个月中我们持续旅行将近10个地方。为了轻装，我们三个人在旅途中过着简单的生活。几十天变换着穿同样的几件衣服，却在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状态中学习发现，遭遇善意，并珍惜彼此。更重要的是。无论这些旅行是为了去实现我们自己的创作和展览，还是去观看别人的工作，我们一直携带着一个游荡者的心态，无所依靠。

民营美术馆的公共教育责任

传统上，公立美术馆应该主要承担着作为公民教育一部分的公共教育职能，然而由于我国对于体制化教育的侧重和强调，处于公立美术馆中的公共艺术教育往往很难脱出培训或讲授式的传统教育模式，反而是近年来出现的民营美术馆，由于更多样的资金资源背景及其亟待建立的公共形象，促使其投入更多的资金资源，甚至是创造性策略用于其公共教育项目之上。外滩美术馆副馆长刘迎九通过对“民营”和“私人”概念的厘清，简要陈述了他对于民营美术馆公共教育投入的建议和看法。

王兴伟真的假的? 论王兴伟及相关艺术家

王兴伟1969年生于辽宁沈阳，他并没有文化艺术的家庭背景，他作为一个天生的绘画爱好者而参加各种兴趣小组和少年宫业余美术班，通过考学（进入沈阳师范大学美术系）而成为一个艺术家。早年，在周围没有任何人与艺术有关的情况下．他无师自通地被书店中未成年人不宜观看的外国美术画册所吸引，在成功购买到籍里柯和德拉克罗瓦的小型单行本画册之后不久，他的弟弟，

竹幕:三种关于抽象艺术的美学想象

“竹幕”是一个意识形态术语，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很少被人提起。用＂竹幕＂来描绘21世纪以来中国的抽象艺术，正是为了说明国内的抽象艺术实践不仅仅是一场宏大的文化建构，也具有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呈现为自发的和在传统内部进行的。

香港艺团竞争文化资源的困境

政府掌握场地，委托制作或购买大量艺术节目，也就成为了香港最大的艺术经理人，是买手也是搞手。

岩彩画在中国

岩彩画是以矿物颜料为主要材料制作而成的绘画,其方法是以五彩的天然岩石研磨成粉状调和胶质为主的媒介,在较为结实的纸、布、绢、板、金属及墙面等基底物上进行绘制。

告别一个观念:抽象

在中国目前的智识水准下，如果不对“抽象”这个概念做进一步解释的话，它带来的将会是一种认知上的惰性，并会使自身蜕变为一种新的流行符号，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尤其是在有艺术市场营销大举进入的时刻。

临街的观照——香港街头的艺术

以下实践既不是和商业体制保持距离的艺术空间，也不是走上街头的行动，而是与社会管理体制、艺术商业体制展开各种周旋，自下而上的游击、谈判，甚至策略性的妥协。在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纵连横过程中形成的互相牵制和共同博弈的环境，犹如极其单薄的一层土壤，由此展现出的一些形式特征尽管达不到所谓的“美学”标准，但却吸引着我们去关心它们形成的根基——那个针对实际问题进行思辨和博弈的、无所不在的社会空间。

来自DMZ双年展的一则错误报告及其残片——一个既无法展出也无法刊登的项目

世界上大多数的双年展都以举办地来命名——DMZ双年展的举办地位于DMZ（DemilitarizedZone，非军事区），在现存的DMZ中，位于朝韩分界线的DMZ最被人知晓。这里不仅因为冷战历史、地缘政治激超了人们的好奇，更由于严格的边境政策成为了动植物繁衍的天堂——再加上与韩国形成鲜明对比、停留在多数人头脑想象中的朝鲜，都一道成为了风景。

从方法到文化:“没顶”的系统实践

2007年前后，艺术博览会成为一种新的资本运作方式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是年9月，徐震在迈阿密博览会量身创作了《香格纳超市》。他在博览会现场开了一个中国超市，他抽掉了所售全部货品内部的货物，只剩包装陈列在货架上以供销售。这无疑是艺术博览会的一个真实缩影。就像沃霍尔的布里洛牌肥皂盒和坎贝尔牌汤罐头铁盒一样，包装和设计是为了销售，无关产品／作品本身。从而形象地揭示了艺术的商业系统。这样一种“元艺术”（关于艺术的艺术）的解构方式无疑是徐震在作品中去掉货物而只是留下包装的最佳诠释。

“入社会”的艺术行为——当代行为艺术的若干社会面向及其美学建构之可能

当代艺术对于媒介乃至语境的开放性,先天使自身具备了更多的形式可能,而它的社会面向也在这种交织中被不断推至新的极限。正是不同的艺术家及他们的不同创作,不断拓展着艺术这张大网的边缘、修改着其与社会的联结点。在当代问题下,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分野愈发模糊,艺术家也早已更加积极于直接以身体为第一媒材而投身其中,加入远比＂人（创作者）-物（供观看的二、三维作品）-人（观众）＂这样的联结来得复杂和多样的主体关系网。这样一来,单纯以艺术家行为、行动所指的议题范畴来观看和评价他们的创作,就显得捉襟见肘。在中国、乃至整个华语艺术创作世界,创作者对自身主体性的意识,也经历了一个网状拓展过程,不再局限于对政治、体制、社会现实等明确的针刺式阐释和表达,而是更加细致地进入贴近自我与现实之间互动关系的诸多层面,并且（尽管还是很有限地）去重组这种种互动关系。对互动关系的挑战和重组,往往从一个或一系列相关的针对性行动人手,其表演性与真实性早已融为一体,但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仍旧值得细究。

从不同的角度抵达现场——与邱志杰的一次对话

从90年代以来,邱志杰就对艺术创作的形式问题保持着持续发问。在90年代,艺术家对艺术媒介普遍存在创作焦虑感的背景下,他批判了本土语境中观念艺术的存在状态,也质疑了从图像到意义的阐释方法。这种发问方式,同样辐射到他对行为艺术的思考中。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创作了包括《重写一千遍〈兰亭序〉》在内的大量行为作品,实际上,从对观念艺术的反动开始,邱志杰一直在试图实践一种以现场为基点的艺术形式,以求超越传统的行为或表演被艺术媒介、个人神话和艺术系统所局限的状态。这个访谈节选粗略地描述了邱志杰个人思考和实践中这条线索的演变。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邱志杰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一直带着让艺术连接到他者的期望——

先知

每个在“先知”世界里自诩为“骨灰级”的人，其实都是可怜虫——不断点击各种链接、不断搜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一次令我兴奋莫名的搜索，就好像看到了“先知”在探出她的血管，紧紧插入我的身体——我贪婪地吸收着那些可转化为身体体验的信息数据。有了“先知”的伴随，我感到自己似乎也向外伸出触角，疯狂地在不同时空中捕获着从别人身体中散失的感性经验；我一刻也离不开这样的生活，好似一刻也不能停止呼吸。

当文献成为景观

居伊·德波：一种战争艺术（Guy Debord,Un art de la guerre）是2013年春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居伊·德波（1931-1994）文献展的标题。一个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生前蔑视一切权力机构和荣誉,抨击景观社会,如今他的手稿却被供奉在法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殿堂中,岂不是莫大的讽刺？不!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强调,收藏和展出德波档案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大将。几年前,备具眼光并财力雄厚的美国耶鲁大学曾经计划向德波的遗孀买下这些文字档案,令法国人如坐针毡。

陈界仁:霍布士梦魇中的践行者

在台湾戒严条文中有明定防止集会、结社、游行的律令，然在1983年，某一个民主假期’的下午，西门町街头出现五位身着白衣卡其裤、头罩布袋的青年，自红楼一路往万年戏院搭肩纵队走去。特异的行为装束引来民众逐渐围观群聚。触动了四伏的机动便衣及警备总部严阵以待。当这群人抵达定点后。随即开始呼天喊地，仿佛遭受极大压迫及痛苦，其中有位男子平静地仰躺，他是陈界仁，当年他23岁，刚服完兵役，这个行动是由他策划的《机能丧失：第三号》。陈界仁以“显身”来形容这种精神空间的经验，并表达这个行动对他个人意识及内在纠结的突破，他强调身体力行穿越合法与非法中介隔膜之瞬间，心中因自我解放而带来强大的平静，而这种以身犯禁抑或肉身试炼的必要，也逐渐凝聚为他作品中的一个关键构成：身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