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达成合作:从自我行动的逻辑到合作行动的逻辑

在涂尔干看来,道德个人主义中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是统一的,都是道德的基础。这与中国儒家元典中的道德个人主义十分契合,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接洽与整合。自我主义者的行动是自我行动,遵循自我行动的逻辑,形成圈子和派系竞争,会降低社会信任度和公共性。在现代社会,陌生个体之间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平等、权责对等、权利与义务平衡和公共规则基础之上,才能形成道德个人主义。道德个人主义与合作行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道德主义的个人形成合作行动,其合作行动的逻辑可以提升社会公共性,形成以提高社会公共性为目标集体行动,发展出职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良性竞争。

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及对策研究

中国传统孝道的维系主要靠家庭权力机制、伦理道德机制、官方惩罚机制三个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压迫型体制,建立在孝道工具化基础上的家庭文化成了当今孝道衰落的根源。传统孝道成了父母控制家庭和子女的工具,掌握家庭权力者在家庭中任意发号施令,不讲平等与尊重就成了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意识。由于文化系统一般都具有很高程度的连续性,使得长期以来我国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人性教育,其孝道不是建立在发自内心的愿望基础之上。孝道的工具化和家庭的奴化教育,使得孩子缺乏理性精神,结果,子女在掌握家庭权力后又走向不孝。必须将平等意识、协商精神、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引入家庭,将父母对子女尊重、民主平等作为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形成新的家庭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的孝道,子女(媳)才会真心尊重父母及长辈。

“机器换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与社会稳定的影响

“机器换人”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机器换人”在解决民工荒的同时，也将在岗的新生代农民工挤兑出去。这种状况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威胁。为了调适“民工荒”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状况，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高危工种和高危行业率先“机器换人”；劳动密集型企业可适度放缓“机器换人”速度，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提高企业利润。

农村社区慈善困境与出路——对赣中竹溪村的调查

社区共识是村落共同体慈善的基础;信仰是农村社区慈善的道德基础;制度是农村社区慈善的底线。农村社区慈善事业要发挥社会共识、信仰和制度三者合力作用;同时,引入现代慈善组织,尽快制定慈善专门法律也必不可少。

角色转换与农业换班:从新生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

现有土地流转、农民退休、农民职业化和土地规模经营的研究共识是我国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和发展现代农业,但又忽视了现代农业谁来接班的问题。调查发现,我国的农业换班正悄然到来,打工时从事管理岗和技术岗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农业接班和改造传统农业。与上一代农民不同,他们在乡村正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更注重打造农产品品牌、拓宽营销渠道和农产品深加工。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接班或农业的换班,还需要各项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与配套,要与土地流转制度、土地规模经营、农民退休制度结合起来。

契约与农民专业合作化难题的破解——对万年“贡米”集团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江西万年贡米集团"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实地调研发现,市场契约可以打破农村人情面子在合作过程中的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规则、一系列的产品质量认证等制度促使农民为了利益自发组织起来。农民只有遵守市场规则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实现利润,不遵循市场规则将遭受损失,因此农民专业合作是通过契约倒逼机制实现的。仅靠外部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会失去主体性甚至抵制;而通过农民自身实现组织化则存在人情面子困境。农村互助领域和合作领域的规则不同,与人互助,应该讲人情和面子;与人合作,则应该讲契约与规则。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合作的契约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制定公平公正的契约并保证得到有效执行,必须将外部力量的倒逼与农民自发需求结合起来。

“医闹”事件中“弱者的武器”与“问题化”策略

引发"医闹"事件的常常是人们认为不应该导致死亡的病例,即医疗事故具有可争议性是发生"医闹"事件的诱因。由于医患关系信任的缺失、医疗鉴定制度的不健全、患者及其家属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以及缺乏解决医疗纠纷的制度化途径,患者及家属只有采用"弱者的武器"和"问题化"策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最终导致"医闹"事件的发生。应该建立健全医疗鉴定制度和类似消费者协会的组织保护患者权益,以及制定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等,这样才能给医生一个清白,还患者一个公道。此外,重塑医患信任关系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代际支持过度与代际回馈断裂:农村养老的代际结构性困境

通过中部某县的调查,从三代以上的代际关系进行考察,以代际支持过度和代际回馈断裂为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发现农村养老陷入困境,根源在于后代快速地向上流动,对家庭资源汲取过多,父代对子代的支持超过了自身能力,形成了代际支持过度,造成父代对自己上一代的代际回馈断裂;而得到支持的子代因为向上流动过快,在短期内也没有能力回馈父代,也会造成代际回馈断裂,从而引发农村养老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机制探析——以G县挖掘机行业为例

通过对江西G县挖掘机行业的调查,认为地域性从业文化,代际传承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非常重要。平等机制和模仿机制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重要机制,亲朋好友的"传帮带"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单打独斗"导致的无序化,游击式导致的缺乏组织化。组织化是新生代农民工解决创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对农民工歧视的社会学分析

目前,我国对农民工歧视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制度歧视、经济歧视和文化歧视。对农民工的制度歧视和经济歧视会造成我国社会结构紧张,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影响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对农民工文化歧视的危害性有可能产生对抗城市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对农民工歧视会危及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消除。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失地农民城市融合的一个分析框架

我国学者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体现在征地补偿、安置方式和城市融入三个方面,呈现多学科多视角的结合,研究逐渐深入,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等特点。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宏观研究,采取的多是"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把失地农民看作一整体,缺乏更多的中观和微观研究,特别表现在对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方面。为了使失地农民顺利市民化,应该对他们进行分类,并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和政策,这样不但可以使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而且可以节约社会及政策资源。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资本-年龄"两个维度将失地农民分类,并分析不同群体在城市融入方面的特点,以期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更具针对性,同时推动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由宏观转向微观。

现实与网络空间中的大学生政治参与

近年来,大学生政治参与既表现在现实空间中,也表现在网络空间中。在现实空间中,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较弱,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政治参与可能面临较大风险,所以,大学生政治参与意愿不强。相反,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特征降低了政治参与的风险,能得到社会广泛关注,还能引起高层注意。因此,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就由现实空间走向了网络空间。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政治参与提升了政治参与的价值和能力,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水平,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但还存在不少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需要从制度、文化等方面引导和规范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协调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中政治参与,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贡献。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失地农民经济贫困与社区建设——以经济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失地农民经济贫困有许多特点。从宏观的制度设置、中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以及微观的人力资本层面入手,可以探讨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形成的制度原因及其解决的障碍。文化、教育、年龄、知识技能和生活方式等对失地农民有明显影响。社区建设是解决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村民贿选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对赣东北L村的调查

在农村选举的研究中,学者对宗族、农村灰黑势力和富人参与选举作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村民选举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各研究之间是割裂的。对于村民贿选,学者分析了其原因、表现形式和后果,但并没有揭示贿选发生的机制。本文通过一个案例的分析,目的在于弥合现在研究的鸿沟和揭示贿选发生的机制。村民贿选是市场交换原则取代农村社会交换原则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渗入农村社区,农民生活基本市场化和货币化,选举也成了选票买卖行为。在市场化规则下,村民坚持"选谁都一样",竞选者坚持"谁选都一样",基层政府坚持"谁上都一样"的原则共同推动村民贿选的发生。宗族治村、灰黑恶势力治村和富人治村,三者之间既相互交错呈交替发展趋势,又有内在关联,还与整个社会环境相关。

返乡购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调查分析

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有研究提出了政府责任和市场供给多途径解决策略,但是,大多学者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主体性选择和主动调适。笔者通过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购房即在家乡的地级市和主要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受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婚姻家庭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购房是非常现实的选择,这种趋势可能还会持续。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必须坚持多途径有重点的原则,中部地区县城以就业为基点,政策配套为关键,发展地方经济,发挥农民工各项政策的合力,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有效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与农村家庭形态变迁

社会变迁、人口政策、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共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家庭形态和家庭结构。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家庭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新生代农民工婚姻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家庭关系、家庭利益和夫妻关系的三维理论框架,梳理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国农村的家庭关系受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使得农村家庭不可能完全演化成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在中国,即使儿女和父母分开居住,或多子家庭分家,但经济上和感情上与父母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是各自独立甚至是互为一体。这和西方的核心家庭有本质区别。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虽然农村独子家庭增多,但是受传统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共同作用,农村家庭的形态仍会以直系家庭为主。

我国公民慈善观念传统向现代转型何以可能

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着转型的关口,我国公民慈善观念存在局限,宗族观念使慈善事业具有差序性,求现报观念使慈善事业具有狭隘性,施舍观使慈善事业具有不平等性,平均观使慈善事业具有强制性,无私观念使慈善事业具有难以仿效性。但我国公民传统慈善观念转型为现代慈善理念完全是可能的。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文明,以先进的制度诱导人们观念的转变,以现代性的观念推动制度改进。主要措施是借鉴国外现代慈善公益制度,促进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发展,普及现代慈善理念,践行传统文化中的信仰。

城市拆迁中“沉默的大多数”的负向情感及其消解——对拆迁维权现象的社会学分析与思考

在城市拆迁中,由于有形反抗的成本和代价非常高昂,大多数人选择沉默。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因拆迁导致的负向情感有:不知如何维权导致生活的失控感;不敢直面维权导致的愤恨感;变相维权导致的参与冷漠感。严格执行新拆迁条例,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来解决拆迁中存在的问题,是消解"沉默的大多数"负向情感,不至于其成为非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根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