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甲状腺激素与其社会心理学因素相关性研究

目的通过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PPD)患者的研究,探讨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其社会心理学因素的相关性。方法选择东莞外来女性产后4～6周的产妇6 000人,筛选出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分数≥13分产妇200人,进行社会心理学因素调查:生活事件量表测定、特质应对方式测定、Lock-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并同时进行生物学因素测定:抽血化验FT3、FT4、TSH。结果东莞外来女性PPD患者的生活事件、婚姻状况、应对方式及其FT3、FT4、TSH 3项生物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分组比较显示,(1)患者年龄(~~aP)和生物学因素中的FT3值[年龄<30岁组和≥30岁组对比:4. 510(4. 030,5. 000) pmol/L VS 4. 047±0. 568 pmol/L]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aP <0. 05);(2)患者的分娩方式(~aP)和生物学因素中的TSH值[正常分娩组和剖宫产组对比:1. 028(0. 815,1. 325 m Iu/L vs 1. 690(1. 200,2. 080) m Iu/L]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aP <0. 05);(3)低于5 000元收入的母亲样本中,患者的收入和生物学因素中的FT3(~aP)、FT4(~bP)、TSH(~aP)值[收入3 000元以下组和3 000～5 000元组、> 5 000元组对比:(1)FT3 4. 560(4. 030,4. 920) pmol/L vs 3. 990(3. 815,4. 565) pmol/L vs 4. 655(4. 330,5. 620) pmol/L。(2)FT4 12. 961±1. 920 pmol/L vs13. 969±2. 169 pmol/L vs 16. 607±2. 557 pmol/L。(3)TSH 1. 330(1. 080,3. 260) m Iu/L vs 1. 720(1. 350,1. 950) m Iu/L vs 0. 989(0. 772,1. 290) m Iu/L]有统计学意义(~aP <0. 05,~bP <0. 01);(4)患者的甲状腺激素与婚姻状况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分组比较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 (1)东莞外来女性的产妇年龄30岁是FT3的高危因素及数值,剖宫产分娩方式是TSH的高危因素,收入5 000元是FT3、FT4、TSH的高危因素及数值;(2)大部分东莞外来女性都能从容面对婚姻和压力,婚姻状况和应对方式与甲状腺激素的相关性无显著性差异;(3)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不会影响到甲状腺激素水平,但可以作为预测因素;(4)今后的调查中应该更加深入研究东莞外来女性低收入人群。

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和应对方式研究

目的:探讨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PPD)患者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与其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3至2016年来我院产后检查及东莞社区医院门诊就诊的产后4~6周东莞外来女性产妇共1393例进行回顾性调查研究,其中EPDS评分≧13分的产妇385人进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调查和生物学因素测定。结果:使用应对方式(评分3~5)超过100例以上的有应对方式11项,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主要有8种,2种是积极应对分、6种都是消极应对分。产妇的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与东莞外来女性使用较多的应对方式具有相关性(P<0.05)。结论: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患者大部分用消极应对的方式处理问题,可作为产后抑郁症的预测因素;未婚、年龄小于20岁、家庭收入3000元以下的产妇容易发生PPD。

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PPD)的影响因素。方法 275例东莞外来产妇分为PPD组(78例)和非PPD组(197例),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PPD影响因素。结果两组产妇的文化程度、职业、来莞时间、丈夫出生地、孕次和付费方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0.05),而年龄、孕周、产检次数、产后出血及新生儿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丈夫出生地、来莞时间是PPD的影响因素(P<0.01或0.05)。结论东莞外来女性PPD发生与文化程度低、来莞时间短、本地丈夫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