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蒙古族的民族认同调适与原因探讨

蒙古族进入云南至今已有760年的时间,至今仍保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元朝时期蒙古军队进入云南,并以通海为中心驻军,屯军云南的蒙古族便已开始了汉文化的学习,"崇尚斯文,投戈讲道……"并创建孔庙等。明朝以后迫于生存压力,更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适,接受了儒家文化和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宗教信仰崇拜,进而形成"自我"的边界而区分于"他者",最终产生了对本民族的认同感。

云南蒙古族的民族认同与利益诉求探析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蒙古族仅对本民族生存所处的地域有较强的认同感,其后随着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影响,他们才逐渐产生民族认同感。在对云南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的调查中发现,其村的蒙古族的身份意识在蒙古族和汉族之间游移,具有模糊性和两重性的特点。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对蒙古族身份的认同与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刺激了蒙古族的民族认同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蒙古族文化再造。

民国初年云南军政府对滇东南边疆的首次调查——《云南南防调查报告》介绍

《云南南防调查报告》是民国元年云南军政府对云南南防驻兵情况的调查。该报告是军政府鉴于临安反正后,滇东南地区局势混乱,各属军营叛乱无常、军纪不严的情况下,为进一步了解该区局势所进行的调查,内容涉及军营建制装备、交通、地理环境、民族、教育、语言、生产生活等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该报告至今湮没无闻。通过初步考订调查时间及人员,并探讨南防调查的原委及调查内容,认为其是清末民初军政府对滇东南地区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进行的系统调查,是研究云南近代化的宝贵史料。

云南蒙古族的民族认同——以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为例

原本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由于战争、驻军、迁军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南迁,至今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仍有一支蒙古人,顽强地保持了对蒙古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与其对蒙古族身份的选择、民族政策下的利益诉求及与周边民族的互动息息相关,正是在民族政策的引导下实现了一系列的蒙古族文化再造,进而产生了民族认同。

清末民初云南军政府对滇东南边疆的系统调查——《云南南防调查报告》介绍

《云南南防调查报告》是民国元年云南军政府对滇东南巡防队及国民军驻兵情况的系统调查。该报告是鉴于临安反正后,滇东南地区局势混乱,各属军营叛乱无常、军纪不严的情况下,军政府为进一步了解该区局势所进行的调查,涉及兵营、交通、地理环境、民族、教育、语言、生产生活等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该报告至今湮没无闻。本文初步考订了调查时间及人员,并探讨了该报告的原委及内容,认为其是清末民初军政府对滇东南地区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进行的系统调查,是研究云南近代化的宝贵史料。

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论红色文化在陕西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运用

陕西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引入红色文化内容,通过建立红色文化研究机构、与思政课教学融合、新媒体文化传播和群众路线实践等,对高校学生增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其革命传统教育和创新意识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元年云南军政府南防调查考论

民国元年,云南军政府在蔡锷的领导下,由参谋部派员实施了对南防的调查,并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云南南防调查报告》。报告核心内容是对民国元年南防军队布防、建制、装备的调查。此外还涉及气候、交通、通讯、经济等基层社会调查。这次调查对稳定云南具有重要作用,推动了边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清以来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之心。

云南蒙古族史料编年

蒙古族入滇已有760余年,其历史活动遍布滇云大地,对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有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作为聚居区而存在,期间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化,需要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故而我们依据文献及调查资料纂录为《云南蒙古族史料编年》,以便检索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