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首倡者:柳诒徵及其唐宋变革论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内藤湖南是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并不确切。柳诒徵才是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在1902年编撰完成的《历代史略》中,柳诒徵就已对“唐宋变革”问题有着明确揭示,时间上远早于内藤湖南。此后他又在《中国商业史》中对“唐宋变革”问题加以重申,并在《中国文化史》中作了系统阐发。有证据表明,柳诒徵的唐宋变革论曾对陈寅恪和钱穆产生过影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柳诒徵在“唐宋变革”问题上的贡献长期受到忽视,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中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范式。

风俗与政治:唐宋时期“闽蜀同风”论的演变

宋朝颇为流行的“闽蜀同风”论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当是中晚唐时期闽、蜀两地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产物。宋哲宗元祐初年,伴随着党争的激化,原本内涵仅限于风俗方面的“闽蜀同风”论卷入朝堂,被朝中一些士大夫用作打击蜀地士人的工具,制造出“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的新说法。就在“闽蜀同风”论遭遇政治解读的同时,闽、蜀两地士人的政治形象也在不断恶化。为扭转这一局面,南宋时期的闽地士人从积极层面对“闽蜀同风”论进行重新阐释,不仅使其内涵再度回归到风俗方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闽蜀同风”论的负面因素。

“正统论”的近代命运及其终结

取代五德终始说充当两宋以后政权合法性依据的正统论,在清季民初面临全面的冲击和挑战。但正统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它的终结不是短期速就的,直到民国以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大众和学者拥护。这一时期对正统论的质疑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转向的一个共相。西潮激荡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礼教、科举、帝制、华夷观念逐渐走向解体。这一历程显示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新旧思想观念之间的脱榫和藕断丝连。

宋代功臣配享与士大夫政治

宋代功臣配享在沿袭唐制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并与士大夫政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宋代士大夫政治下功臣配享表现出崇文抑武的倾向,并且深深地卷入士大夫朋党之争中;另一方面,宋代功臣配享一开始就有向"祖宗法"靠拢的趋势,并逐渐成为后世引导和限制皇权、激励臣僚奋发作为的有力武器。

宋初“保富贵”观念的兴起

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之后,尤其是帝王的频繁更迭、士族门第的消亡和藩镇之衰替,使得宋初帝王、武将和南方诸割据政权的君臣等社会上层人物之间,兴起了一种"保富贵"的观念。这一观念对宋初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统一和巩固政权,以及处理对外关系上。

北宋后期党争中的言事官——以王觌为例的考察

北宋后期,朋党之论充斥朝野。作为言事官的王觌深感朋党论和党争的危害,想要破除朋党之说。但是王觌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使他终究难以摆脱朋党之论的影响,仍是以君子、小人分别有党的观念去衡量褒贬人物。正是这种特定的时代局限性,使王觌在元祐以降的诸多政治纷争中虽力求保持公正,但其举动却不免深陷党争的漩涡,被指为"刘挚党人",甚至被列入后来的"元祐党籍",以致于最终死于贬所。

宋太祖霸府僚佐与宋初的政治格局

从文献记载来看,宋太祖霸府僚佐分为方镇使府文职僚佐、武职军将和禁军帐下亲卫三部分,他们在宋太祖代周建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桥兵变后,宋太祖的霸府僚佐依其出身情况的差别,沿着不同的迁转轨迹任职。其中,禁军帐下亲卫在北宋建立后继续留在禁军系统,并逐渐升任禁军殿前司的中高级指挥阶层;而其使府文职僚佐和武职军将则在赵普拜相后主导了宋廷中枢机构中书门下、枢密院和准中枢机构三司,由此使宋太祖朝政治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侧近政治色彩。

“绍祖宗垂创之基”--艺祖情结与南宋初期政治

靖康之变所导致的中原异色、二帝北狩的危难情势,引起了宋室君臣和民众对于宋太祖功业的追思,因此产生了一种浓厚的艺祖情结。这一艺祖情结在宋高宗即位与改元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与东汉光武故事一起构成了南宋初期政治宣传与合法性塑造的两大突出手段。在中兴宋室旗帜的号召下,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艺祖情结寄托着南宋臣民在政府权威重建过程中恢复祖宗疆土的心理期望,以及宋高宗再造王室的内在诉求;并逐渐与“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之谶合流,进而深刻影响了宋高宗朝的选嗣与立储问题。

宋初的地缘政治与南北政策

宋太祖君臣针对北方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南方政权林立的国内地缘政治特征,制定了"南北异术"的处理策略。在北方主要是通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政策和文臣知军事、文臣知州事等后续安排以巩固统治,而南方则交替使用军事征服与和平统一的战略以削平诸国,完成统一。根据不同区域的轻重地位和政治需要,宋初实行了"中原本位政策"。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据北地、用北人和承北制等层面。

北宋前期的取士政策与文臣群体转型

伴随着政治形势和统治思想的转变,北宋前期取士政策先后经过多次调整。宋太祖采取重吏道和用吏治之臣的统治策略,形成文吏主政的政治局面。宋太宗则大兴科举,重用文学之士,使得朝中臣僚逐渐从文吏转变为文士;其对举子和官吏习法明法的提倡,促使科举出身的文士兼具吏能。然而在诗赋取士下,宋廷面临着“文士虽多,通经者甚少”的问题,臣僚反对诗赋取士的呼声不断高涨。针对这一情况,宋真宗先是规定“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又推行“兼考策论”的取士政策,于是到宋仁宗天圣、明道年间,进士阶层不仅兼善文学、吏能,还具备一定的经学素养。文臣群体的身份转型,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以攀附致通顯:晋邸舊臣與宋太宗朝政治

晋邸舊臣是宋太宗得以繼統的重要助力,因此在後者即位後紛紛獲得官職上的提升。從文獻記載來看,宋太宗對晋邸舊臣的安置主要分爲兩種情况:一是任命他們爲三班使臣、諸司使副之類的武選官;二是讓他們進入禁軍系統充當宿衛自身安全的諸班直。其中,前者中的柴禹錫、彌德超、王顯、楊守一、張遜和趙鎔先後擔任樞密院長貳;後者中的趙延溥、戴興、傅潛、高瓊、王昭遠、王漢忠、元達、葛霸、王榮與王超則在雍熙北伐後基本壟斷了三衙管軍職任。另一方面,相對於宋太祖霸府僚佐對中書門下和三司的掌控,晋邸舊臣在中書門下和三司呈現出明顯的退出之勢。與此同時,宋太宗朝前三榜進士則迅速崛起,成爲中書宰參和三司使人選的重要來源。

豫定太宗神器之傳——新視野下杜太后與“金匱之盟”補論

杜太后臨終前鑒於五代創業之君均享國不久,繼位幼主皆不能守國的歷史教訓,訂立“金匱之盟”以防備類似情況發生。“金匱之盟”旨在“立長君”以保障趙宋皇權在宋太祖去世後的平穩過渡,先傳宋太宗,再傳廷美、德昭的“三傳約”不符合杜太后本意,大概是時人對於後兩人未得善終的猜測之辭。“獨傳約”雖更可信,但也有作假成份。從杜太后的安排處置來看,“金匱之盟”應是一個應急文件,執行起來具有一定彈性,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付諸實施。所謂宋太宗參與“金匱之盟”的訂立過程和杜太后“不可違也”之語,當出自宋太宗和趙普公佈時的僞造。

南宋使金士人眼中的汴京社会

宋元易代之际,知识分子中'遗民'群体的出现,折射出来的是民族认同意识。但历史中的是非黑白,在现实中也许是无法泾渭分明的。无论是万千感慨的使金南宋士人,还是由宋入元的名臣留梦炎,甚至是元代渊博善书的史学家张起岩,在宋元之际的士人身上,我们见到的是活泼泼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