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悟语——论苏轼禅意诗的当代价值

苏轼作为宋朝文坛第一诗人,他诗思高旷,气象万千,创作了大量含藏着非常深刻佛禅理趣的禅意诗。苏轼的禅意诗为人们困倦的心灵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有利于人心灵的健康,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塑造,因而在当代仍有着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笔者爬罗剔抉苏诗典集,对其禅意诗进行梳理归纳,试从悟得生命真谛、从容应对挫折和微笑拥抱人生三个方面阐释苏轼禅意诗的当代价值。

论鱼玄机爱情诗歌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倾向

晚唐女诗人鱼玄机的爱情诗歌以求取托身为目的,其诗歌思想具有功利主义倾向。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本质是实用主义。在鱼玄机爱情诗歌中,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倾向集中体现在:为托身、为婚恋而作,而并非为文学而作,只不过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在表达的过程中有委婉和直白的区分罢了。

白居易古琴诗研究

白居易是文学与音乐兼善的唐代士大夫,他的古琴诗不仅展现了当时音乐的发展状况,还反映了中唐时期作者先进的文艺思想和复杂的情感流变。由于古琴音乐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白居易的古琴诗折射了他的文学思想与音乐思想,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念,体现了他从携琴以入世的功利主义思想到抱琴以退隐的超功利主义思想的转变,而这一点也是中唐时期文人思想转变的总体特征。

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唐代“捣衣”诗及其士人政治心态

唐代"捣衣"诗中征妇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政治心态的变化。初唐时期,征妇形象代言男性汲汲功名的政治心态;盛唐时期,征妇形象表达男性反思战争的政治理念;中晚唐时期,征妇形象彰显男性补察时政的政治愿望。这种变化,反映出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勾画出时代盛衰的轨迹。

从《全唐诗》看蜀地与唐代古琴发展之渊源

唐代是诗歌乐舞高度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古琴虽然较之胡璇燕舞的蓬勃发展表现为备受冷落的情势,但相对于其自身发展轨迹来看,唐代古琴发展仍是我国古琴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全唐诗》有补史料不足的作用,存于其中的千余首古琴诗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唐代古琴的发展状况,还传达出蜀地与唐代古琴发展的密切渊源。唐代的蜀琴不仅具有极度精湛的斫琴工艺,还取得了演奏技巧上的精进和成熟,并在风格上自成一脉,形成了以"蜀声"为特点的审美体验。而蜀琴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并促进了唐代古琴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蜀地历史悠久的醇厚琴风;另一方面则是受到皇权政令的干预使然,具体表现为唐代统治阶层的喜好对爱琴风尚的引导以及文人入蜀现象对蜀琴文化的传播。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以蜀琴为代表的唐代古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垂范作用。

论辛弃疾词的屈骚情结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曾言屈原之功"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辛弃疾亦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他们都是具有实际政治才干的伟大时代歌手,相同的国难际遇,一致的爱国深情,以及同样的救亡图存奋斗之路,使他们都具有坚毅的自信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器大者声必閎,志高者意必远",辛弃疾受到屈原"爱故土、求美政、哀民生、修美德"精神品质的熏陶感染,其词具有浓郁而深刻的屈骚情结,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选介

孙昌武教授,原籍辽宁省营口市,1937年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在母校执教。 近十年间,孙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已出版学术专著六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研究项目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批评、文化学等领域。 早在六十年代,孙先生即开始了唐代散文史和唐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他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全面探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渊源、发展、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是一部有深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史。《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韩愈散文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试论景教初传时期的传教策略及其影响——基于文化传播的视角

据史料明确记载,景教在初唐时期传入中国。作为异域文化传播的媒介——以阿罗本为首的景教僧人,在当时是如何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大有可研究之处。本文试以文化传播之视角,以文本互证之方法对景教现存文献加以梳理分析,尽可能还原景教初传时期与中华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

苏轼禅意诗审美内涵抉要

苏轼生活在一个禅悦之风盛行的时代,他广泛涉猎佛禅典籍并从中吸取养分。苏轼援引佛禅义理观念创作了大量的禅意诗,不仅拓宽了其诗歌的境界,更使其作品充溢了浓郁的禅趣和深沉、复杂的人生思考。要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心外无物的色空思想、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三个方面。

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

审美时尚是指某一时代或某一时期人们共同的审美追求和审美判断。对流动于某一时代或某一时期审美时尚的考察,往往是开启某一诗人或某一诗歌流派审美趣味和文学蕲尚迷宫的金钥匙。某一诗人或某一诗派在文学史上被标举为戛戛独造的东西,放到包笼他们的时代艺术文化的大背景下来透视,往往可以发现其与同时代其它艺术门类某些类项的＂共构＂特征。发现了这种＂共构＂,不只使得文学史上承传关系更加明晰,也会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而且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正是文学发展的历史逐渐＂还原＂的过程.本文对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与创作取向之关系的揭橥,便是这样一种＂还原＂。这种＂还原＂将显示出,韩孟诗派这个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独辟蹊径、创建了险怪诗风的诗人群体,有时在艺术文化发展史上也扮演着合唱队员的角色。追踪他们由文学艺来舞台的合唱队员到诗坛独领风骚的诗歌流派的发展衍化过程,正可看出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独到建树之所在。

唐代禅宗生命美学探析

唐代禅宗哲学富含鲜活睿智的生命哲理,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超然顿悟等,使生命回归自然本真。唐代禅宗重视人的完整性,凸显了人的终极价值,使人真正体验到了生命精神的高度自由和一种人文精神的温暖。唐代禅宗的生命美学特质对于唐代文学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皎然诗论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

任何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产生都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其文学思想的形成亦非一蹴而就,必然包含着对前代文学思想的继承和舍弃。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以险怪见称的诗歌流派,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已为历代研究者所肯定。但是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则可发现,韩孟诗派的诗歌恩想与皎然诗学思想有着相续相承的关系。韩孟诸人吸收发展了皎然诗学中的某些观点,并于皎然诗学有所不取,在创作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化,从而与皎然诗学有了质的不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以上论说并非简单比附。皎然与韩孟诗派原本有着极为密切的人事关系。

浅议孔平仲的杂体诗

孔平仲的《诗戏》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杂体诗专集,具有集大成的意义。该集不仅作品众多,类别多样,而且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充分展现出杂体诗的娱乐属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其交际功能。《诗戏》既是孔平仲对中国古代游戏文化、游戏文学和杂体诗的继承和总结,也是他对宋代诗风特别是元祐诗风的接受,而该集反过来又对后世杂体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文论中生命化批评的人文意蕴

生命化批评深刻反映了文学与人的生命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它要求文学作品应具有和生命特征相似、相通的内涵和形式。唐代文学批评的经典代表之中,陈子昂论"风骨",王昌龄论"势",杜甫论"神",韩愈论"气"与"不平则鸣",司空图论"生气远出",无不体现出一种生命精神。唐代生命化批评体现了文学创作者在时代精神的鼓舞下,主体意识的充分觉醒和对自身生命价值的高度肯定,反映了唐代文人追求生命永恒、人文同构的审美倾向和批评理念。

从《全唐诗》看蜀地与唐代古琴发展之渊源

唐代是诗歌乐舞高度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古琴虽然较之胡璇燕舞的蓬勃发展表现为备受冷落的情势,但相对于其自身发展轨迹来看,唐代古琴发展仍是我国古琴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全唐诗》有补史料不足的作用,存于其中的千余首古琴诗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唐代古琴的发展状况,还传达出蜀地与唐代古琴发展的密切渊源。唐代的蜀琴不仅具有极度精湛的斫琴工艺,还取得了演奏技巧上的精进和成熟,并在风格上自成一脉,形成了以"蜀声"为特点的审美体验。而蜀琴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并促进了唐代古琴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蜀地历史悠久的醇厚琴风;另一方面则是受到皇权政令的干预使然,具体表现为唐代统治阶层的喜好对爱琴风尚的引导以及文人入蜀现象对蜀琴文化的传播。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以蜀琴为代表的唐代古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垂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