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单位”是否属于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兼论被害单位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

根据现行法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仅指被害自然人,而不包括被害单位。但从理论方面分析,被害单位也应属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应当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义务,以保障其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时应当享有合法权益,当然,其享有的权利义务相比被害自然人而言,存在不同之处。

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的司法认定

《刑修（九）》颁布之前,《刑法》第280条第3款规定了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应该看到,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行为属于上游行为,对社会信用管理秩序只会造成间接侵害。而实际使用这些虚假身份证件、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的行为属于下游行为,对社会信用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侵害。

“侦协办”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探讨

基于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简称“侦协办”)的功能设定出现了“监督还是引导”的分野。检察监督与引导并行内含于检察机关工作职责,同样应当属于侦协办工作范围,二者并重应是侦协办设立的双重动因。在监督与引导并重的理念指引和功能定位之下,侦协办若想充分发挥双重功能与作用,必须对其工作职责、行权方式和配套制度进行科学架构,以促进该项制度具体落实落地。

犯罪对象“明知”认定问题的研究——以走私犯罪为例

司法机关可以推定方式对行为人是否对犯罪对象具有刑法所规定的'明知'作出认定。但推定时,应允许行为人作出合理解释。欠缺司法解释对特定犯罪对象'明知'认定作出规定或规定有限时,可参照现有司法解释的认定模式进行推定。现行司法解释对于'明知'的推定模式主要有从严推定与适度推定两种模式。在适度推定模式中,基础事实主要有普通的'异常情况'与明显的'异常情况'两类。推定模式及基础事实的选择,应以特定犯罪对象的特征、相关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为依据。刑事政策在导向过程中具有局限性,不能逾越其本位。

铁道线上的骗局

A 1996年3月21日,上海铁路局货运处保价办科长陆益和工程师陆静华匆匆来到上海铁路公安局刑侦科报案:1994年11月以来,路局管内连续发生多起整车粮食被冒领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