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反骈文观

对于骈文,古代中韩两国不少文人持否定性看法。不过古代韩国文人对骈文的否定性看法与中国略有不同,表现有二:一是中国古代文人对骈文的否定性看法要较韩国激烈;二,与中国古代文人对骈文的整体性否定见解不同的是,古代韩国文人将骈文分为徐庾体与馆阁体,其所否定的只是其中的徐庾体。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比起中国而言,朝鲜半岛对事大表状等骈文写作的现实需求更高。

17至18世纪俪文选集的编纂及其影响——以徐庾体骈俪文爱好现象为中心

从文艺性的立场来看,一般认为骈文文学性不足。这是因为,由于骈文是出于公共目的写作、且按照固定格式写成以此传达内容的文体,缺乏对于个人思想与情感的表现。因此,骈俪文的功令文习气越少,就越能获得优美的评价。这种优美的骈文,就是徐庾体骈文。特别是到了17世纪,馆阁体骈文成为一时文章写作主流,出现了一些关注六朝时期文艺性骈文、致力于骈文创作的作者。这一时期,韩国文坛中骈文代表作家有任叔英(1576—1623)、赵缵韩(1572—1631)、南龙翼(1628—1692)等人。本文对俪文选集类文献,以及个人文集中“俪文”条的出现的情况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同时考察了徐庾体骈文的美学风格。通过对骈文选本的编纂情况与“俪文”条的出现,以及南龙翼《俪评》中的骈文批评的分析,可以看出17至18世纪朝鲜汉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馆阁体骈文。其中,只有少数作家从事文艺性较强的徐庾体骈文的写作。在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以及仁祖反正之后,由于事大表文写作需求增加,以及朝鲜国王肃宗对骈文的特殊爱好,朝鲜前期以对策文为主的唐宋文写作,到了壬辰倭乱之后,转向以表笺为主的馆阁体文章的写作。因此,比起四书三经等经学著作而言,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左传》以及诗家文章的类抄或表文类抄等,学习文章写作技巧。此外,对于活跃在17世纪朝鲜文坛的南龙翼、李安讷、李端夏、南九万、申钦等人的徐庾体骈文写作,人们给予了“高华”“清楚”“遒丽清新”“清丽”“瑰丽清健”等评价,文中对于这些评价也进行了考察。总体上来看,上述诸人的徐庾体骈文写作风格为“清丽”,与“绮丽”略有不同。此外,笔者还发现,茶山丁若镛与南龙翼对于罗丽鲜初的骈文的认识有差异。基于此,笔者认为将17世纪,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这两个阶段的徐庾体骈文的情况进行区分考察十分必要。这是因为,徐庾体骈文与小品文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关联。

14世紀崔瀣《東人之文四六》的編纂及其意義

《東人之文四六》是高麗時期崔瀣搜羅高麗文人四六作品編纂而成的一部四六集,也是韓國幾种駢文集中專門收録韓人四六文章的最早的一部駢文集。是集收録從新羅末期對唐的外交文書,到高麗時期與宋遼金元交流的事大表狀及陪臣表狀等對外文書,以及册文、制誥、教書、批答、(祭)祝文、詞疏、樂語(致語)、上梁文、表、箋、狀、啓等12種對内文書,是我們瞭解當時外交與思想史以及國家統治制度規範的重要參考資料。本文對《東人之文四六》的編纂、體制及其意義進行了介紹,對事大表狀與陪臣表狀,祝文與詞疏等内容及其意義進行了分析。

對《東人之文四六》所載12篇作品作者的考察

衆所周知,崔瀣的《東人之文四六》對《東文選》的編撰有着極大的幫助,從這一點來看,該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外,這本書裏不僅附有很多創作時間、創作背景等與作品相關信息的注釋,而且包括《東文選》等文獻中都没有記載的作品,這一點也備受關注。儘管如此,此書卻一直被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像《東文選》中就收録了不少與《東人之文四六》中相同的作品,卻幾乎没有對這兩種文獻進行全面、認真地校勘。因此,在這兩種文獻之中,不僅存在兩部作品中同一作品的作者署名不同的情况,而且兩部作品中對於作品的作者記載皆錯的情况也存在,這一事實至今都未有人發現。這篇論文正是向學術界報告這一事實,并將這些作品放在了考證的層面上,以便在盡可能的範圍内找出真正的作者。經過考證,在成爲討論對象的12篇作品中,有6篇作品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誰。在查明作者記載錯誤的6篇作品中,有2篇在《東人之文四六》和《東文選》都將作者記載錯了,剩下的4篇作品則僅是《東文選》方面記載的錯誤。就像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在編撰的過程中,《東文選》是受到《東人之文四六》很大幫助的一部書。因此,筆者認爲收録在《東文選》中的作品所出現的作者的錯誤,歸根結底是由於《東文選》的編撰者毫無批判地承襲了《東人之文四六》中所發生的錯誤,或者是在將《東人之文四六》中所收録的作品謄抄到《東文選》的過程中所産生錯誤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綜合考慮這些情况的話,可以推定作者不詳的6篇作品可能也是《東文選》方面的錯誤。這表明,在《東文選》中,不僅是作者,其他部分也很有可能存在不少錯誤。從這個角度來看,通過與《東人之文四六》進行比較,使我們認識到對《東文選》進行全面校勘工作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這也是這篇論文取得的一個小成果。

從中國文學看叙事的抒情化--以駢儷文和變文為中心

中國文學有多種多樣的抒情世界,而到現在爲止,抒情研究一直落後於以叙事爲主的學術研究態度。本人在這篇論文里,以駢儷文和變文爲主,擬分析中國叙事文學如何带有豊富的抒情性。屈原的楚辭把著者内面世界投射到多樣的植物上來説明自己要説的事情。還有漢代賦和樂府本來是叙事的文體,但漸漸加上了抒情因素,終於出現了抒情賦和抒情性比較强的樂府詩。終於到了六朝時代的駢儷文,散文變成在抒情方面上,幾乎跟詩歌同樣的新文體。本來駢儷文就是古代散文轉變而成的文體,不過因爲重視韻律和對句,駢儷文也漸漸詩化了。結果到了六朝時代,形成了文章和詩難以區别的駢儷文。以上賦、樂府詩、駢儷文,都走上了抒情化的道路。唐代敦煌變文作品裏,我們注意到佛教故事叙述的超自然世界抒情,這就是中國唐代俗講僧們通過宗教想像寫出來的。他們在從印度傳過來的故事裏賦予了感性豊富的文章,創作了新文章形態的作品。對中國漢代以來一直缺乏幻想文學發展的事實,我們覺得很遺憾,幸虧唐代末變文抒情的幻想世界,填補了這一文學空白的部分。本人仔細地分析了佛教叙事體文章如何變成了抒情性文章,還有研究散文與韻文交織的抒情風貌,并且介紹空間認識的抒情世界。上面我們介紹了本研究整理的幾個事項,以後我們計劃將這結果運用到宋代以後的戲曲、説唱以及話本和章回小説中,并且完成中國文學的諸抒情風貌介紹。(説明:摘要爲作者原韓文論文後附中文摘要。)

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

前期与中期桐城派文人对待骈文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方苞、管同、吴德旋等人强调纯粹的古文写作,排斥骈文。与此相对,刘大櫆与姚鼐等人虽然对于骈文持批判性态度,但同时也在其作品创作或批评中认为骈文具有一定价值。而此后的梅曾亮、方东树、刘开等人直接创作骈文,他们对于骈文持肯定性的认识与态度。从前期到中期,桐城派文人对骈文的认识与态度从否定性的评价逐渐转向肯定性的评价。造成这一认识变化,既有乾隆与嘉庆年间骈文兴盛的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也是骈文在文体表现方式上逐渐被散文吸收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必须研究桐城派与骈文之关系的重要原因。

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

统一新罗时期,占据汉文学主流的是近体诗与骈文。近体诗在八世纪初期(圣德王在位前后)开始流行;到了九世纪初期,在入唐宾贡诸子手中定型;此后,崔致远、朴仁范等人发展了近体诗的写作技巧和表现内容,成为韩国汉诗的龟鉴。新罗统一之前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的骈文,要比近体诗更早,在八世纪初期成熟,到九世纪初期广泛流行,成为汉文学的主要的文体。统一新罗时期的近体诗与骈文,更多的是受到了重视修饰的晚唐文风的影响。此外,当时还产生了一些文学理论,文坛上各种文体兼备。统一新罗时期,汉文学逐渐发展成为韩国文学的母胎。

百济时期汉文学的倾向——以骈俪体为中心的考察

百济时期的汉文学资料传世稀少,目前仅见:《砂宅智积碑文》《朝魏上表文》《成忠上书文》《百济王移书文》《武陵王陵志石文》《百济扶余隆墓志铭》等为数不多的数篇。中国汉魏六朝至隋唐时期,是骈文写作在东亚各国流行的时期。同处于中华文化圈中的百济亦不免受到此种文章写作风气的影响。《砂宅智积碑》堪称四六骈俪体,《朝魏上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骈句,句式变化多样。《百济王子扶余隆墓志》堪称严格意义上的骈文。《成忠上书文》与《百济王移书文》以古文写成,表明百济人除骈文外亦擅长古文写作。韩国骈文受到中国骈文的深远影响。中国骈文不仅影响了同时期的高句丽、新罗的汉文学,还对统一新罗、高丽乃至朝鲜时期的汉文学与国文学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故,对骈文的价值应予以高度肯定。

朝鮮後期駢文的兩個流派

壺谷南龍翼是朝鮮時期重要的駢文批評家,其駢文思想主要反映在《壺谷漫筆(三)·儷評》一文中。壺谷自幼年時期即十分喜愛徐陵與庾信的文章,創作過不少駢文,同時編有駢文選本《儷選兩體》,《儷評》即寫在此書的編纂之後。在這篇文章中,壺谷將朝鮮時期的駢文分爲"徐庾體"與"館閣體"兩派,認爲徐庾體的特徵是"以格調高華爲宗,以音響清楚爲主",館閣體的特徵是"以典重記實爲宗,以懇到寫情爲主"。同時將疏庵任叔英視作徐庾體的代表作家,將澤堂李植視作館閣體的代表作家。本文中選取任叔英的《統軍亭記》《練光亭記》,與李植的《甲申討逆後頒赦中外教書》《昭顯世子謚册文》《王世子册封後頒赦中外教書》等文,分别作爲徐庾體與館閣體的代表作品,對這些作品文體特徵進行了分析。認爲,壺谷提出的"徐庾體"與"館閣體"的二分法是可以爲我們接受的。

益齋李齊賢表文小考:以謝表爲中心

益齋李齊賢的表文雖有"精巧"之評價,然而并没有能對此進行論證的實質性的研究。本研究中嘗試對益齋李齊賢謝表的"精巧性"與"定型性"進行確認,對李齊賢的五篇謝表進行了考察。表文是臣子向國王上呈的文章,格式固定,内容充實。不能使用非常規的、過於華麗的修飾語,而需使用簡潔的語言,按照明確的意圖,表達臣子的真心,且需具有説服力。同時,需使用清新的語言表現出美學效果,展現出文采。益齋的五篇謝表(《謝聖旨表》《謝御衣酒表》《謝功臣號表》《謝銀字圓牌表》《孛兀兒紮宴後謝表》)是代高麗國王所作,進呈元朝皇帝。這五篇文章屬於表達謝意的謝表。當時高麗與元朝的關係并不是平行關係,而是垂直關係。我們通過這些表文的内容能窺得高麗王朝只能在元朝的勢力構圖以内活動的現實。表文從形式上可以看出高麗王朝的處境,即通過比喻與修辭,使元朝皇帝安心,借此確保高麗的安寧與利益。表文作爲駢文,以對偶與平仄爲重要的構成要素。益齋的表文以四字句或者六字句,特别是四四句、六六句、四六四六句的對偶句爲主調,數對明顯,全文中對偶率達94.2%。另外,在平仄方面,嚴格遵守平仄的規定。通過對益齋表文的分析,我們發現,益齋李齊賢并不從優劣的角度看待駢文的形式與内容,而是從調和的角度來看待,在其表文中追求嚴格遵守格式的精巧。

栢谷金得臣儷文研究

栢谷金得臣(1604—1684)是朝鮮時期重要的駢文作家,在其《栢谷集》所收作品中專門分出"儷文"一類,收録其所創作的65篇駢文。本文以集中所收《教京畿監司鄭再任書》《右相金北渚鎏不允披答》《本朝冬至賀箋》《東方祈雨祭文》《草堂上樑文》《謝友人送酒啓》《寄再從弟金子紹書》等文章爲例,對栢谷駢文的内容與形式特徵進行了分析。從内容上看,前四篇文章繼承了此前駢文以記事内容爲中心的寫作模式,後三篇更多的側重於表現作者自己的思想與感情,這表明了朝鮮後期駢文被用作文藝性文章寫作的事實。從形式上來看,栢谷的駢文以四字句與六字句爲中心,重視對偶、平仄與典故的運用,這表明栢谷的駢文雖然出現在朝鮮後期,但仍然没有擺脱駢文的固定形態。

由《補閑集》看崔滋的四六文批評

高麗時期,較之古文,四六文更爲盛行。"四六"這一名稱始見於中國唐代李商隱的《樊南四六》,包含表、狀、啓、箋等各类公文。"四六文"較之後世出現的"駢儷文""儷文"等名稱,所指的範圍相對較窄。隨着四六文的盛行,高麗時期不僅出現了很多四六文作品,在詩話與詩文评《補閑集》中亦收録了有關四六文的理論。崔滋在《補閑集》中稱,四六文起源於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到了隋唐,受到律賦的影響,逐漸定型。按照崔滋的觀點,四六文可以説是起源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成型於唐代。另外,他還主張,高麗時期的四六文經過柳和等文人的改造,文章句子變長,且四六文寫作中有抄録前人陳句的倾向。同時崔滋認爲金富軾是高麗時期四六文創作者中的典範,他反對模仿、學習林宗庇、鄭知常的四六文與李奎報的表文。崔滋在對具體的四六文作品進行評價時,不僅主張所寫内容必須符合事實,而且同時提到了文章的叙事。其四六文批評與當時其他批评家的四六文批評存在差異。通過對崔滋《補閑集》中有關四六文的批評的分析,可以看出,高麗文人已經形成了一套有體系的關於四六文的認識與理論。

從《彌勒寺舍利記》看百濟駢儷文的發展

本文旨在通過《彌勒寺舍利記》一文考察百濟駢儷文的發展過程。爲此,首先考察了《彌勒寺舍利記》的内容,通過文章内容與結構可以發現這篇《彌勒寺舍利記》的特徵。《彌勒寺舍利記》的主要内容是對王妃發願的功德進行稱頌,王妃的發願作爲追求“女性成佛”的内容,旨在表現理想世界。百濟駢文的發展經過了如下的幾個階段:蓋鹵王時期的《朝魏上表文》文中出現過4+4字句、5+5字句、6+6字句、8+8字句等各種句型,但并未出現四六駢句。《彌勒寺舍利記》中的駢文,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可以視作是百濟文學史上最早的駢文。通過對這一不同發展階段特徵的考察,我們可以對百濟時期的駢儷文的發展階段做作如下的劃分:第1階段:初期短文階段(温祚大王時期一近仇首王時期)[公元前後一4世紀後半期]第2階段:韻律混用階段(蓋鹵王時期的《朝魏上表文》)[472]第3階段:四六律定著階段(《彌勒寺舍利奉安記》)[639]第4階段:最盛期定型化階段(《砂宅智積碑》)[654].

韓國駢文集研究

韓國古代編纂的駢文集目前知道的有九種,分别是:崔瀣編《東人之文四六》,趙仁奎編《儷語編類》,李植編《駢文程選》,姜柏年編《雪峰所選》(失傳),金錫胄編《儷文鈔》,南龍翼編《儷選兩體》(失傳),柳近編《儷文注釋》,金鎮圭編《儷文集成》,洪爽周編《象藝薈萃》。這些駢文編纂者大多有高官仕宦及出使中國經歷,與時人對駢文大多持否定性態度不同。文中對七種駢文集編纂過程、編纂意圖以及韓國駢文集的特點進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