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项人权的相互依存──实现人权的障碍与挑战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分歧，近五十年来各项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和文化权利）连同其（因文化的多样性而愈见其丰富多彩的）普遍性一起，都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得以清楚表达，进而由两次世界人权会议（德黑兰1968年，维也纳1993年）加以重申。在世纪末的今天，尽管有多方面的进步，国际人权保障仍然面临种种障碍：社会边缘化、贫困化，愈来愈多的人口遭到排斥，对侵犯人权的原由也愈见其多种多样，而人权的侵犯者行若无事，安然不受惩罚。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清楚楚地了解由各项人权公约规定的、保障人权的传统义务的范围就大为必要。这些义务不仅仅是约束各国政府，而且也约束着各国的执政党（包括它们的全部权力、组织机构和人员），并且适用于所有宣布了紧急状态的国家。为了落实国际人权保障，需要预防机制，也需要后续工作机制。国际对人权的保障前途如何，就今天言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个国家之制订和加强实现人权的法规。消除极端贫困在其中占有高度优先的位置。我们惟有对人权作全面而整体的观察，才能铺平道路而建设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以求对人权的种种义务得到遵守。

联合国多边系统变革研究:从唯理论向反映论方法的转变

多边主义正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但许多研究却采用唯理论的认识方法──把目光集中在联合国系统的改革上，并且把现行的多边结构当做既定的模式。本文对唯理论学派的维持现状论者、渐进改革论者以及适应性改革论者的著作作了考察，并将其与解散论者和后继论者较为极端的观点相对比。后两者的研究途径虽然也是唯理论的，但反对联合国系统永远不可改变这样一种说法。解散论者的倾向是"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掉"，而后继论者总的说来则承认，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联合国系统那种脱胎换骨性的变革，在该组织目前的章程框架内大多难以实现，即使尚非绝无可能。直到最近我们才看到研究多边演变的反映论方法的出现。可称为这种研究途径的最佳体现的罗伯特·考克斯和"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系统"学派的著作，反映着由传统的唯理论方法向较为批判的方法的转变。这种方法超脱于对该问题的流行观点之外，以求勾勒出我们在迈向２１世纪时多边演变的潜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