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基于税种异质性与门槛效应视角

绿色税收制度是中国促进资源集约、治污减排和绿色消费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现已成为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基于中国2010—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构建了绿色税收和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绿色税收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基准回归模型、税种异质性分析以及门槛效应模型对绿色税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绿色税收对可持续发展发挥显著促进作用,且不同类型的绿色税收对可持续发展有正向影响;此外,门槛效应模型表明,企业绿色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绿色税收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效应越明显。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带来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挑战,应从多渠道扶持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绿色创新等多方面入手,打出绿色税收组合拳,以此形成绿色政策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博弈论视角下的中国传统诚信观研究——兼论对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诚信观贯穿于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明的始终。诚信观的缺失又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实,并且严重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对待诚信观的科学态度应是吸取精华,析出糟粕,要努力探求在心理约束和舆论约束等软约束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诚信观,与法律约束和制度约束等硬约束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诚信理念之间的平衡点,即在继承中国传统诚信观精华的基础上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诚信体系。

新农村建设中企业家精神的探讨分析

文章就新农村建设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做了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认为农村发展迟滞的关键在于分散兼业小农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太高,突出表现为信息和交易网络的匮乏。而农民精英则是农村社会中具备较高人力资本的群体,他们比普通农民更具企业家精神,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小农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民增收。最后,通过案例说明政府在普通农民与精英博弈过程中的缺位问题并指出相关政策含义。

试论唐代城市发展的原因

唐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朝代,而城市史则是近20年才逐渐发展起来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唐代城市是近几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但至今还尚未见到对唐代城市发展原因全面论及的文章。历史上看,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工商业互动及市民阶层社会生活的影响五个方面成为唐代城市发展的推动因素,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唐代后期市民阶层的形成

唐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闭结构的城市向开放式转化,城市中工商业人口比例逐渐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也逐渐世俗化,并最终导致市民阶层的形成。

中国传统城市发展动力研究

唐代以前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政治,唐代以后主要为工商业结合的城市经济,而生产力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对城市的推动力表现得并不直接,研究传统城市发展动力对当代城市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以唐代为例看城市与国家统一的关系

以城市是各级政权的统治中心为出发点,对城市与周边地区以及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深入分析,对城市与国家统一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当以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超过城市与周边地区农村的联系时,国家就趋向于统一;反之,国家趋向于分裂割据。

云南近代通商口岸研究

正确认识并比较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自身因素和西方影响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客观看待以"冲击—反应"模式为内容的西方中心观和从内部寻找城市发展动力的中国中心观,以全球史观视野下的早期经济全球化为视角,对云南通商口岸开埠的原因、云南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的诠释,最后提出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发展并落实当前的桥头堡建设。

“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是云南大学主办的又一次史学盛会,会议以唐宋社会变迁为中心议题,围绕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展开了充分深入的交流探讨,反映了与会的中外学者关于唐宋研究的最新动向和最新成果。

唐代农业的发展与城乡关系的演化

唐代前期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终促使了唐代后期城乡关系的历史转变。

通商口岸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以云南为例

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了“中心”,其他国家和地区沦落为“外围”;随着通商口岸开辟,通商口岸成了“中心”,周边其他地区成为“外围”。正确认识这两个层面的“中心”与“外围”关系,是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钥匙。云南边境线占全国陆地边境的1/5,通商口岸与云南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定程度是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缩影。自1889年开始,云南边境的三个城市蒙自、思茅、腾越相继开埠通商,成为约开口岸。自此,云南开始卷入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三口岸通商,主观上是西方列强出于掠夺原材料和占领产品倾销市场的需要,客观上带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通商口岸设立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近代经济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后天发展环境的限制,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始终是有限发展,难以顺利实现近代化转型。

国库管理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分析

国库就是国家金库的简称，但是国库管理并不简单是管理国家金库，它实际是一个财政预算管理的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就是预算执行。所谓的财政国库管理贯穿着财政预算执行的整个过程。由于原来的国库管理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难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很多国库管理的体制和相应的管理理念明显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要求。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传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反思

本文以人力资本为切入点,通过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而达到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的目的。文章从两大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努力做到人与岗位的匹配,并把它作为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前提;二是人力资本潜能的现实转化,从危机意识的增强和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两方面论述。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若干思考

当前毕业生的就业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就业困难应分为外在环境和学生内在素质两个方面,现着重论述内在素质方面,从而论及人才培养模式。并从具体培养目标不明确、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和高等教育模式的不足三个方面论述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并为下一步高校人才培养提供相应的建议。

浅论宋代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

城市市场在中国传统市场尤其是宋代以前市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市场的辐射功能不强、布局不尽合理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城市市场的严格管理等因素 ,使城市市场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农村市场经过长期发展 ,到了宋代 ,空前繁荣和发展 ,在宋代经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研究

“中华民族一家亲”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经历长期的探索于党的十八大之后由新一代领导核心明确提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模式,它有着独特的自身规定性:赋予各民族在大家庭中平等的主体地位,契合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稳固谋求“多元”基础上的“一体”,从铸就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治理民族事务。“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和“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只有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政策对策思考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在这一形势下,劳动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如何面对这些新变化,本文从劳动政策方面提出了新的对策。

近代昆明城市人口变动及影响探析(1840~1949)

鸦片战争前夕,昆明城市人口数量呈增长态势,但咸同年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导致昆明城市人口数量锐减。受开埠通商、滇越铁路修通及抗战爆发等因素影响,昆明城市人口持续增长,移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因,人口结构具有籍贯多样性、年龄“菱形结构”、教育“金字塔形”、性别比例失衡、职业多元性以及区域分布动态性等特征。人口数量变动形成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与压力,健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推动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册会计师面临的制度缺陷与改革设想

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等特大会计舞弊案暴露,引起世人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关注.当人们重新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进行关注时,发现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具体讲就是:一是审计委托人、被审计人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合,使审计关系由审计委托人一审计人一被审计人变化为审计委托人(被审计人)一审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