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客家山村的水客、侨批与侨乡社会——以民国时期大埔县百侯村为个案

以华侨之乡大埔百侯村为个案,讨论民国时期的水客、侨批及其侨乡社会的影响,认为因客家山区的环境、侨批的特点及水客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联结家乡亲人与海外华侨关系仍主要通过水客来进行。水客和侨批对近代侨批社会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

明末清初的粤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文章以大埔县百堠村为个案,具体探讨该村在由“贼巢”到“邹鲁乡”的变迁过程中,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认识粤东地方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理解客家传统社会,这有着重要意义。

粤东客家传统农耕习俗略论

宋明以来,客家人在开发粤东山区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农耕习俗。这既反映客家人重视与自然的关系,充分利用时令和山区自然条件安排各种农耕活动;也体现客家人重视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融合南方土著民族的生产习俗,形成显著山区经济的特色。研究客家传统农耕民俗,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客家传统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视角。

河源地区传统村落建筑与社会变迁——以仙塘潘家围为例

近年来由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视，村落个案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理解传统乡村社会变迁具要重要意义。乡村传统建筑的研究，由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乡村传统建筑是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不同时期的建筑体现着乡村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乡村传统建筑变迁的角度研究区域社会变迁，则较为少见。本文为以河源潘家围为例，探讨传统乡村建筑的变化与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民间碑刻与乡村社会生活变迁:以明清时期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为例

本文以大埔县湖寮双坑村发现的20余通碑刻为例,揭示碑刻内容中所反映的山区生产方式的转变、乡村宗族建构过程、村民为维护良好社会风气的努力以及乡村民俗活动,认为民间碑刻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文献,对理解和研究乡民生活和乡村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明末清初粤东北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研究为中心

本文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为中心 ,揭示明末清初粤东北客家山区在开发山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所采取的对策 ,分析人们经营山林由自然林到人工林的转变 ,并形成了一套种植之法和管理之道。

地方贸易发展与宗族复兴——以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乐安县流坑董氏为例

入清以来,乐安县流坑董氏宗族在曾经发达的科举业迅速衰落后,以宗族组织为依托,控制了乌江上游的山林和竹木买卖,使族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商贸也成为族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作为回报,商人积极参与乡村和宗族建设,使董氏宗族得以复兴。

论清代梅州“人文秀区”的形成

本文根据最新研究成果,结合个案,探讨梅州文化之乡的形成及其成因。文章认为在历经宋明时期的开发和族群融合后,至清代乾隆年间,粤东梅州客家地区已成“人文秀区”。作者还从自然环境、官府政策、地方士绅、宗族发展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客家地区教育发达是受多种因素互相影响而实现,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而须从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中去认识和理解。

“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清初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中心

随着客家研究热潮的兴起,对于"客家"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接影响到客家社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康熙二十六年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所编《永安县次志》为中心,结合当地族谱等民间文献,讨论"客家"称谓之始与当时永安的客家社会;认为《永安县次志》所提"客家"是至今所见最早的文字记载,所载围楼、风俗等,与梅州地区大同小异;研究明末清初的永安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对于研究客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民国时期新加坡大埔人与原乡互动研究——以吴深才《账本》和吴发祥《日记交易》为例

以新加坡华侨吴深才《账本》(1912-1948)与其父大埔人吴发祥《日记交易》为中心,探讨新加坡大埔人与原乡的互动关系。该账本和日记除了记录吴深才在新加坡捐资茶阳会馆、茶阳励志社等外,还详细记录了每年寄钱寄物回原乡的次数和数量及水客名字,亲人往来新加坡的花销以及日程记录,以及捐资原乡办学、修桥、作福等活动。对于了解民国时期新加坡大埔人与原乡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具体个案;对当代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夯实互联互通、加强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粤东北地区的墟市、商人与地域社会发展略论——以梅潭河流域的大埔县百侯墟为中心

以韩江上游梅潭河流域的大埔县百侯墟为中心,探讨粤东北客家地区的墟市、商人与地域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墟市的兴起与地理因素有关,而发展和繁荣则缘于区域间的经济分工和地方人文兴盛。墟市贸易的繁荣,商人对乡村社会的回报,不仅给当地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为当地文教的兴盛和社会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梅潭河流域地域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弼士与客家社会文化关系论略

从下南洋、创业、回馈社会三个角度探讨近代华商第一人张弼士与客家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张弼士下南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背景,他在南洋的创业和发展充分利用了客家传统社会文化资源,他对社会的回馈促进了客家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客家社会文化孕育了张弼士,张弼士传承和发展了客家社会文化。

粤东客家地区龙俗考察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和标志的龙,在粤东客家地区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龙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风水龙俗。通过对粤东民间社会龙俗的考察,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认识和理解。

试论明清时期的吉安商人

明清时期吉安商人人数众多,主要活动在中国西部、西南等正在开发或未开发地区。他们多为弃农经商者,主要经营纸张等传统商品,其经营目的主要是养家糊口,获利后多为消费性投资。吉安商人的活动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又强化了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明清之际粤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例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黄遵宪家乡兴学活动略论

该文主要根据《岭东日报》所登载的信息,探讨黄遵宪晚年在家乡的兴学活动。在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改革教育制度后,黄遵宪以其资历和声望,成立办学组织,号召地方发展新式教育,为粤东地方发展新学教育起了示范作用。

民国时期客家华侨商业观探析——以粤东梅州攀桂坊张楚贤家族侨批为中心

在此,以粤东梅州攀桂坊社区张楚贤家族侨批档案为中心,探讨民国时期普通华侨的商业观。近代以来,梅州客家人从"轻商"变为"亲商","下南洋"从事工商业成为普遍现象。在秉承诚信经商的基础上,学番话,习洋俗,努力提高经商素质;同时把握商机,发展跨国商贸,成为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份子。这对于当地积极参与建设2 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互联互通和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程旼文化资源利用论略

"先有程旼,后有程乡",程旼是定居客家地区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人。程旼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以德化人,是外来者与土著和谐共处的典范。自宋朝以来,历代政府都重视对程旼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促进了粤东客家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当代打造"文化梅州"、"世界客都"背景下,充分利用程旼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清代粤东大埔县赴台客家移民与两岸社会文化互动研究

清初统一台湾地区后,粤东大埔县客家人为寻求发展机遇纷纷移民台湾地区,遍布台湾地区北、中、南等地,而以台中最为集中。他们充分发挥在家乡的谋生优势,主要从事垦殖、贸易、文教等活动,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台湾地区立足后,依原乡形态建围龙屋、祖祠等,同时积极参与原乡社会建设,与原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促进了两岸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两岸大埔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实为一个整体。

广东省古村落:梅县区雁洋镇三乡石楼村

梅州地处粤东北山区,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延续。近年来随着村落人口外流增多,传统村落“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但因为客家人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传统村落基本保持完整,村落宗族、民俗等活动依然延续。先后有6个村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40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有8个村镇被评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名镇,57个村落被评为广东传统(古)村落,这在广东全省各地市中是数量最多的。为让读者感受梅州古村古镇古村落的风采,本栏目将陆续刊出梅州市各县区的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传统(古)村落,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