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处罚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金作为最具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流动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不断加强,企业受到环保处罚的可能性提升。环保处罚是环境规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当受到环保处罚时,企业需要及时做出反应,以确保正常经营和运转。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公示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识别企业受到环保处罚的情况,结果表明当受到环保处罚时,企业的现金持有数量会显著增加。异质性分析发现,一般行业企业、国有企业、未进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和位于环境规制更严格地区的企业,在受到环保处罚后持有的现金数量会显著增加。潜在机制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持有现金数量的显著增加主要源于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以及预防性动机引起的避险动机、声誉动机和资源动机,即公司为了规避由环保处罚带来的风险、获取相关资源和维持良好的声誉,进而增加了现金持有数量。

管理层短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透明度

本文以管理层短视行为作为研究情境,以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管理层短视行为对企业透明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短视行为对企业透明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较强的数字化转型力度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路径来提升企业透明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性强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管理层短视可通过减少企业创新活力进而降低企业透明度。本研究明晰了管理层短视行为对微观企业信息披露领域的影响,为解决管理层短视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否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

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手段,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推进标志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最典型的跨国经济活动之一,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净额都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受到国内环境规制加强的影响值得探讨,而2013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文章使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开展是否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研究结论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合成控制法(SCM)、安慰剂检验等检验后依旧稳健。此外,潜在机制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满足"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通过净效应的初步讨论,文章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仍旧在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意味着:(1)未来要继续推进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持续探索激发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创新产生的激励效应;(3)完善投资便利化的制度与措施,搭建国际技术交易或信息平台等。一方面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促进对外投资水平的增质提量。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基于共享发展视角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使用2011—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内部管理层与员工平均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显著下降,员工能够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降低国有企业和高管超额薪酬较高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作用更加明显,但是会扩大设立数字技术管理岗位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潜在机制的讨论发现,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改善行业整体经营水平、提升员工权利、制约管理层权力,从而缩小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员工的平均薪酬差距。本文为我国更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库兹涅茨曲线下中日韩钢铁产业结构实证分析

中国钢铁粗钢产量位列世界第一,但能耗却远远高于同列国家。我国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已陷入瓶颈,如何推动能耗进一步下降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从与我国背景相近且成功转型的日韩出发,利用Wind数据库三国钢铁产量与能耗数据,使用Eviews软件对中日韩钢铁业的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回归检验,并结合JFE、浦项及首钢实证分析对计量结果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学剖析,最后据此总结出针对我国钢铁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

政府规制改革是否增进了社会公共福利——来自中国省际城市水务产业动态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城市水务产业是典型的市政公用事业，政府规制不可或缺。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公共管理思潮推动下掀起的市场化改革，在带来显著成效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问题与争论，焦点之一就是忽视城市水务产业“公益性”的价值目标，陷入片面追求效率和市场化形式的改革误区。本文基于公共福利提升的视角，利用中国2004～2012年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Logit模型考察了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以价格规制和进入规制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规制改革对公共福利指标并没有显示一致的正向作用，即政府规制改革并没有对社会公共福利产生直接明显的正向影响，没有推动城市水务产业回归公益性价值目标，促进社会公共福利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采用生活满意度法评估碳排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调查的幸福感数据

本文通过匹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微观调查数据和碳排放数据,运用顺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并应用生活满意度法评估碳排放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估算居民对降低碳排放水平的主观支付意愿。研究发现:碳排放水平和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居民对于降低碳排放水平的平均支付意愿为1374.922元;最后,通过初步探索微观渠道,可以发现,碳减排可被视为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的公共物品,政府通过减少碳排放,将促进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并保持良好的心情,进而能够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政府规制改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务规制改革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匹配水务规制改革与居民幸福感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顺序Probit模型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评估了政府规制改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水务规制改革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但价格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2)政府水务规制改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二者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大;(3)水务规制改革主要是通过影响水价来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