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口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肖步才发言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确定今年7月11日是全世界人口总数超过50亿的标志,简称世界“五十亿人口日”。为什么要搞这项活动?又为什么它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和积极响应?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家争独立。

关于第二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我见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底是指什么?这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文革”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曾开展过热烈的争论。近年来又旧事重提,争论再起。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有过明确的答案,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试评对《资本论》有关流通必要货币数量的几种误解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在论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以后,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定期内社会流通所必需货币数量的公式。马克思写道:“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马恩全集23卷第159页)。

略论“晚、稀、少”对控制人口出生数量的 局限兼论其改善人口素质的作用

一“晚婚”“间隔”被认为是控制人口数量的有效手段,这种思想并非始于今日。旧中国时兴“多子多福”,那时就有所谓“早生贵子”,“百子千孙”、“四代同堂”、“五世共昌”等等之说。既然这些赞美“早”、“密”、“多”的口号,是鼓励多生,那么反其道而行的“晚、稀、少”,当然就能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简单推想。如果不考虑我国近年出现的限制生育胎数的特殊国情,它无疑是对的。

“扬长避短”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此乃古今中外所有加快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共同要求。分工协作、扬长避短的原则,远在初民社会的原始共同体内部,就已显示其作用,当时,人们就懂得了按年龄和性别来进行自然分工,以便各得其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三次社会大分工,近代专业化区域、专业化企业、企业内专业化车间、班。

对亚当·斯密价值理论几种述评的质疑

有关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述评是否都如实反映了斯密和马克思的原意?本文提出质疑。一、关于“年劳动”或“年价值产品”(v+m)与“年产品”或“年产品价值”(c+v+m)的混同。有人说,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序言的第一句话就“

两种生产同时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吗?

通过劳动而实现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通过婚姻生育而实现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合并称为“两种生产”。这“两种生产”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或极终的决定性因素,在信奉历史唯物主义者之间,从未引起过原则性的争论。只是有些人把“决定性”理解为“唯一”,不承认其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或反作用,显然这只是个别人的误解,马、恩本人也是不同意的。但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是人口的蕃衍这第二种生产,是否也是社会发展的“

蔡馥生

蔡馥生，广东省揭阳县人，今年78岁。现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经济学者。

“不是价值”还是“没有价值”

政治经济学某些理论概念的表述,往往很常见也很常用.但是仔细推敲,不一定很精确,不一定很切合《资本论》的原意.所谓自用产品“没有价值”就是其中一例. 自产自用的这一部分劳动产品,通常作如下的表述:因为它不出卖,不是商品,所以它“不具有价值”或“没有价值”.这样的表述不能说它已经十分精确.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及其变种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界流传很广而直到现在也还有相当影响的一种非常反动的庸俗价值学说。依照这个“学说”,商品价值据说是由消费该商品时的所谓“边际效用”来决定的。一批反动露骨的、妄图“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以这种十分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为核心,形成臭名昭著的“边际效用学派”,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吹捧为“不但是价值论的拱心石,而且还是一切交换行为和经济学说的根基”。“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时差论”、“边际生产力论”

从栾庄高级农业社的发展过程看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的客观必然性

栾庄,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全村共有80户,296口人,梯田554.7亩。原来是一个高级农业社,1958年8月公社化后成为河北井陉辛庄五星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这是一个高山缺水、经济比较落后的山村,解放前不仅糠菜半年粮,而且连水也不能饮个痛快。解放后才给这个穷山村打开了翻身的大门,合作化和公社化之后,这里的偏辟、贫困、落后的面貌,在迅速地改变。这里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运动开展比较早,1954年全村就建成了二个初级农业社(每社二十户左右)。初级社比之单干,比之互助组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具体的表现在集中使用人力和药械(单干和互助组时期是没有这些的)克服了建社后第一年(1955年)严重的虫灾和干旱,使庄稼在灾年的情况下获得了丰收。事实是最好的宣传员。

通县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概况(调查报告)

一通县于1958年9月胜利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共建立了8个人民公社。人社户数达到占居民总户数的百分之一百。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它一出现就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使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公社建立的第一年(1959年)就战胜了近百年来罕有的特大涝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