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2010-2013年吸毒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对2010-2013年云南省吸毒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了解该人群的知识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评价近年来对吸毒人群的干预效果。方法依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对云南省2010-2013年吸毒人群实施哨点监测,监测结果统一录入国家哨点监测系统,下载数据后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0-2013年共监测吸毒人群32320人,2010年至2013年各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为:90.75%、87.75%、91.55%和94.53%。其中,蚊虫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的知晓情况相对较低,昭通市等地区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相对较低,一类疫情地区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于二类疫情地区(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影响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因素主要有少数民族、缅甸籍、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未曾接受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和同伴教育等。结论云南省吸毒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总体较高,但对蚊虫是否传播艾滋病的知晓率仍相对较低,昭通地区、少数民族、缅甸籍和低学历的吸毒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相对较低,提示对这部分地区和人群的吸毒者应进一步强化落实同伴教育和艾滋病检测咨询等措施,确实提高其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减少艾滋病相关高危行为的发生。

对大众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探讨

目的:了解人们通过健康教育获得艾滋病知识后继续发生高危行为的情况,探讨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方法: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对获得艾滋病基本知识后继续发生高危行为VCT求询者进行访谈。结果:求询者在掌握了艾滋病知识后继续发生高危行为的原因主要有自己或性伴(客人)不愿意用套;爱人感染后,因为很爱对方就继续发生性行为等几方面,不同性别的求询者继续发生高危行为的原因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对大众进行健康教育依然是预防艾滋病主要方式,但健康教育的内容需要做适当的调整,改变人们获得知识后继续发生高危行为的状况,降低HIV感染率。

边疆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的耻辱感及相关因素

目的:在云南省德宏州调查边疆地区艾滋病(HIV)感染者在"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背景下自身感受的耻辱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选取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8岁的HIV感染者300名,采用简化耻辱量表(BHSS)调查研究对象自身感受耻辱的情况及不同人口学特征研究对象的BHSS评分差异(BHSS包括感染者感受到的排斥、负面自我印象、对身份暴露的担忧和身份暴露的伤害4个维度。总分=0分为不存在艾滋病耻辱感),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筛选耻辱感的相关因素。结果:BHSS平均分为(7.0±4.1),其中身份暴露的伤害维度得分最高(2.4±1.8);97.3%的调查对象存在艾滋病耻辱感。无业的感染者BHSS得分高于农民及其他职业者,非艾滋病病人HIV感染者BHSS得分高于艾滋病人HIV感染者,亲人不知情的感染者BHSS得分高于亲人知情的感染者,未接受过生活救助的感染者BHSS得分高于接受生活救助的感染者(均P<0.05)。多重线性回归显示,职业、亲人知情情况、生活救助、病情分类与BHSS得分负向关联(β=-0.32、-0.14、-0.16、-0.15,均P<0.05)。结论:在德宏州这一边疆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的耻辱感较高,且无业者、非艾滋病病人HIV感染者、亲人不知情者、未接受过生活救助者耻辱感更高。

独龙族农村成年居民外出务工与留守在家人群艾滋病高危行为差异性分析

目的了解独龙族农村成年居民外出务工与留守在家人群艾滋病高危行为差异,为制订少数民族艾滋病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2016年(10~12)月独龙江乡6个行政村成年居民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一对一入户调查并进行HIV抗体检测,收集相关信息。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本调查共400人,有效问卷394份。其中留守在家342人,外出务工52人。2名HIV感染者均在外出务工人群中发现,且均为女性。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为63.5%、70.8%;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分别为54.3%、87.8%;最近一年多性伴行为发生率分别为60.9%、11.9%;最近一年临时性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3.0%、4.7%;最近一年商业性行为发生率分别为8.7%、0.9%;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为19.0%、6.3%;接受免费安全套发放干预服务分别为23.1%、11.1%。结论独龙族农村居民外出务工人群中存在一定比例感染者,相对留守在家人群,有较高的高危性行为发生率,且安全套使用率低,干预服务可及行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高等问题。应加强独龙族外出务工人群艾滋病、生殖健康、安全性行为等相关知识,加大监测检测力度,关注留守妇女健康,提高免费安全套发放等干预服务可及性。

云南省1989-2021年报告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1989-2021年云南省报告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资料来源于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使用寿命表描述报告HIV/AIDS生存时间,Kaplan-Meier法拟合不同状态下的生存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云南省累计报告174510例HIV/AIDS全死因死亡密度为4.23/100人年,中位生存时间为20.00(95%CI:19.52~20.48)年,1、10、20和30年的累积生存概率分别为90.75%、67.50%、47.93%和30.85%。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0~岁和15~岁的死亡风险是≥50岁的0.44(95%CI:0.34~0.56)倍和0.51(95%CI:0.50~0.52)倍;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为200~、350~和≥501个/µl的死亡风险分别是CD4计数为0~199个/µl的0.52(95%CI:0.50~0.53)倍、0.41(95%CI:0.40~0.42)倍和0.35(95%CI:0.34~0.36)倍;未抗病毒治疗者死亡风险是接受治疗者的11.56(95%CI:11.26~11.87)倍;抗病毒治疗中依从性较差而出现失访、停药、失访和停药均存在的病例死亡风险分别是一直治疗病例的1.66(95%CI:1.61~1.72)倍、2.49(95%CI:2.39~2.60)倍和1.65(95%CI:1.53~1.78)倍。结论1989-2021年云南省HIV/AIDS确证时的年龄、首次CD4计数水平、是否抗病毒治疗和依从性是HIV/AIDS生存时间的主要影响因素,早发现、早治疗和提高治疗依从性,可以延长HIV/AIDS生存时间。

云南省男男性行为者HIV暴露前预防用药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云南省男男性行为者HIV暴露前预防(PrEP)用药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在2021年4-6月云南省14个城市(自治州)开展调查。国家级哨点样本量为400人,省级哨点样本量为100人。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rEP用药意愿的相关因素。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共调查MSM 2450人,听说过PrEP的比例为68.5%(1677/2449),愿意PrEP用药的比例为56.7%(1343/2368),愿意自费PrEP用药的比例为30.6%(724/2368),愿意免费PrEP用药的比例为56.2%(1330/2367)。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PrEP用药意愿低的相关因素包括40~和≥50岁(aOR=2.49和aOR=4.48)、汉族(aOR=1.47)、外省户籍(aOR=1.64)、高中/中专(aOR=1.96)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aOR=3.49)、样本来源分别为浴池/桑拿(aOR=3.53)、网络招募(aOR=2.53)和自愿咨询与检测(aOR=1.42)、本地居住时间3~和7~12个月(aOR=0.18和aOR=0.25)、调查现场分类为二类与三类地区(aOR=3.63和aOR=1.71)、最近1周未发生同性肛交(aOR=2.60)和未发生商业性同性性行为(aOR=13.32)、自我感知HIV感染风险较高者(aOR=0.50)。结论MSM愿意PrEP用药的比例超过一半,PrEP宣传推广工作应重点关注PrEP用药意愿低的MSM,尤其是来自经济较落后地区、年龄较大、汉族、外省户籍、本地居住时间较短和自我感知HIV感染风险较低的MSM。

男男性行为者采取艾滋病预防行为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本研究旨在应用保护动机理论探索MSM采取艾滋病预防行为(安全套、暴露前预防和暴露后预防)动机的影响因素。方法在云南省昆明、玉溪、红河、大理、德宏五地的未感染HIV的MSM中使用自填式问卷进行横断面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采取预防措施的动机和保护动机理论因素得分的联系。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372份,其中333人(89.5%)表示在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了预防措施,在过去6个月内不同肛交次数的MSM使用预防措施的情况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安全套的理论因素得分水平与其他两种预防措施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自我效能影响了MSM采用安全套、暴露前预防和暴露后预防的动机(路径系数分别为0.801、0.777和0.672,P<0.001),MSM的自我效能越高,越有可能形成保护动机,采取预防行为;易感性可以促进MSM使用暴露前预防的动机(路径系数0.147,P=0.028);反应效能(路径系数0.163,P=0.026)和反应代价(路径系数0.297,P<0.001)对MSM采取暴露后预防的动机有影响,反应效能越大,反应代价越小越有利于MSM产生使用暴露后预防的动机。结论在安全套、暴露前预防和暴露后预防的推广宣传中,可以通过提高人群的自我效能等保护动机理论因素水平,促进MSM产生保护动机,使得预防干预措施取得更理想的效果。

2017-2022年云南省艾滋病高危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新近感染监测结果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女性商业性服务者和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新近感染情况,为艾滋病防治策略制定和评估提供参考。方法采用连续横断面研究方法在艾滋病监测哨点开展女性商业性服务者和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中HIV新近感染监测,使用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LAg法)对HIV抗体阳性样本进行新近感染检测,根据通用公式计算HIV新近感染率。结果2017—2022年云南省女性商业性服务者哨点共开展HIV检测64058人份,HIV阳性率为0.36%~0.89%,呈下降趋势(趋势χ^(2)=27.024,P<0.001);HIV新近感染率为0.05%~0.27%,无直线线性变化趋势(r=0.090,P=0.865)。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哨点共开展HIV检测31642人份,HIV阳性率为0.53%~1.00%,无直线线性变化趋势(趋势χ^(2)=3.076,P=0.079);HIV新近感染率为0.20%~0.31%,无直线线性变化趋势(r=-0.558,P=0.208)。结论云南省女性商业性服务者和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感染率和新近感染率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持续开展新近感染监测对艾滋病疫情研判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部分县（市）50岁及以上HIV感染者高危行为现状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50岁HIV感染者高危行为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方法 2015年6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疫情较重的红河州建水县、个旧市、蒙自市≥50岁HIV感染者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样本量450人。结果 41.2%（122/296）的感染者最近1年曾发生婚内性行为,婚内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为66.4%（81/122）。8.9%（28/313）的男性感染者在最近1年有商业性行为,商业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为17.9%（5/28）。7.1%（32/450）的感染者最近1年有临时性行为,临时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18.7%（6/32）。城镇感染者商业性行为比例为13.4%（19/115）,高于农村的4.5%（9/1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715,P=0.001）。男性、50～59岁、城镇居民、收入相对较高、缺乏家庭社会支持为发生商业和临时性行为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较低、居住在农村、收入相对较高、缺乏家庭社会支持为感染者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危险因素。结论 仍有一定比例的≥50岁感染者继续发生高危性行为,成为HIV二代传播的推动因素。应进一步加强对感染者的艾滋病知识教育和安全性行为促进,提高家庭成员和社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低档暗娼行为干预。

云南省2010-2013年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相关危险因素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MSM人群知晓率、行为等艾滋病相关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及其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为干预策略制定和效果评价提供依据。方法2010--2013年在云南省连续开展MSM哨点监测，调查该人群一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吸毒行为、干预措施覆盖等情况，进行趋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共调查9073人，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与同性发生性行为比例及安全套使用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P〈0．01），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明显低于同性，吸毒比例和患性病比例呈下降趋势（P〈0．01）。同居、低知晓率、外省／外籍、居住时间不足一年、文化程度低、未接受过干预、肛交次数多、未曾做过HIV抗体检测等因素为影响MSM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危险因素。结论云南省近4年MSM艾滋病综合干预效果初显，但多项指标仍处于较低水平，仍需重点关注同居、文化程度低、流动性较大、肛交次数多、有异性性行为的MSM干预，扩大干预覆盖面，继续强化落实HIV动员检测、安全套推广使用等核心干预措施。

云南省2015年新报告988例非婚异性传播HIV/AIDS病例性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经非婚异性性接触感染的高危性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控制艾滋病经性传播策略制定提供科学数据。方法连续抽取云南省2015年新报告非婚异性传播HIV/AIDS病例,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调查对象获知感染HIV前后危险行为等情况。结果调查男性498人、女性490人。获知感染HIV前一年内有商业性行为的比例为39.88%(男性占68.67%,女性占10.61%),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52.797,P<0.001),地点集中在路边店/街头,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仅为8.38%;71.36%有临时性伴间性行为(男性占64.46%,女性占78.37%),且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3.379,P<0.001),临时性伴主要是朋友/熟人(占82.52%);存在多种性行为交叉和叠加。获知感染HIV后仍有12.96%发生高危性行为,仅31.86%愿意告知性伴自身的感染状况。结论异性传播影响人群扩大,控制异性传播的策略应转为在强化高危人群干预工作基础上,倡导全民推广使用安全套的普遍防护,宣传教育时增加风险行为识别和安全性行为警示性教育,艾滋病感染者随访管理工作中应评估其传播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

云南省2012—2015年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率及新近感染率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男男性行为者(MSM)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率及新近感染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方法 2012-2015年,采用哨点监测方法,每年对MSM进行一次抽样调查,收集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信息,并采集血样进行HIV抗体检测,对其中HIV抗体阳性者同时进行BED新近感染检测,对连续4年HIV感染率和新近感染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云南省2012-2015年共调查MSM 7 639人,各年分别调查1 648人、1985人、2 159人、1 847人,HIV感染率分别为4.61%、7.10%、5.60%、5.74%,HIV新近感染率分别为1.76%、4.00%、4.22%、4.36%。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来自网络招募MSM的HIV感染率及新近感染率较高;不同地区调查对象HIV感染率和新近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昆明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结论云南省MSM的HIV感染率和新近感染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亟须采取多种有效综合干预措施控制疫情。

云南省2016年新报告外籍和中国籍HIV/AIDS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云南省新报告外籍和中国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简称HIV/AIDS)特征,为艾滋病防治提供依据。方法在艾滋病基本防治信息系统下载数据库,分析2016年新报告外籍和中国籍HIV/AIDS流行特征和接受服务的差异。结果全省新报告HIV/AIDS中国籍11515例,外籍1084例;外籍女性(40.41%)、15~45岁(89.85%)、未婚(33.95%)、已婚(58.30%)、初中以下(77.68%)比例高于中国籍(均有P<0.001)。外籍主要分布于德宏州(717例)等边境地区,中国籍以红河州(2379例)最多。外籍从感染到发现的平均时间为(4.3±3.4)年,小于中国籍(5.5±3.6)年(F=5.387,P=0.020)。外籍注射吸毒(25.55%)、来源于出入境检测(29.34%)和性工作者检测(2.03%)比例高于中国籍,CD4+T淋巴细胞检测(62.82%)和当年的抗病毒治疗(12.08%)比例低于中国籍(均有P<0.001)。结论云南省外籍HIV/AIDS主要分布于德宏州等边境地区,以中青年为主,注射吸毒和性工作者比例较高,但接受艾滋病相关服务比例低,应加强边境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

云南省2013年吸毒人群艾滋病行为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吸毒人群的艾滋病知晓率、相关危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干预策略和评估干预效果提供依据。方法强戒所采用固定场所连续抽样,社区采用"滚雪球"抽样对吸毒人员进行统一问卷调查,获得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晓率和行为学等信息。结果共调查吸毒人群13 969人,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3.2%,男性、外省/外籍、文化程度偏低的吸毒者更倾向于共用针具。干预覆盖率为67.4%,社区干预覆盖率(86.4%)明显高于戒毒所(61.4%),吸毒人群接受检测并知晓结果的比例较低(27.8%)。与2002年云南省首轮行为调查相比,该人群不共用注射器的比例和安全套使用率明显提高。结论云南省吸毒人群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知晓率较高,但仍存在共用针具和不使用安全套的情况,血液传播和性传播的风险高。建议进一步提高美沙酮维持治疗、清洁针具交换和HIV检测的覆盖面,对检测结果及时准确告知。加强监管场所吸毒人群综合干预和吸毒人群安全性行为干预工作。

云南省HIV/AIDS病人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和艾滋病(AIDS)病人(简称HIV/AIDS病人)死亡原因,分析影响病人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以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400例HIV/AIDS死亡病例,将以1∶1选择同一社区、同一年发现、年龄相近、性别相同的现存活病例作为对照,利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400例死亡病例中,艾滋病相关死亡180例,无关疾病死亡127例,自杀死亡9例,意外死亡81例,无法判定3例。319例非意外死亡病例被发现感染HIV后的生存时间为0～23.4年,平均生存时间为(5.0±4.7)年;第1年、5年和10年生存率分别为(73.5±2.5)%、(42.6±2.8)%、(16.1±2.1)%。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等因素的潜在混杂作用影响后,影响HIV/AIDS病人非意外死亡的因素包括:初中及以上[比值比(OR)=0.35,P=0.033],家庭年收入≥5 000元(OR=0.54,P=0.030);知晓HIV感染后酗酒(OR=4.31,P=0.001);患其他重病(OR=12.74,P<0.001);发现感染时疾病状态为艾滋病期(OR=2.67,P=0.004);未治疗相较于开始治疗时CD4+T淋巴细胞≥350个/μL(OR=58.08,P<0.001),治疗依从性差相较于依从性好(OR=4.30,P<0.001)。结论艾滋病死亡与病人文化程度低、家庭收入少、酗酒,以及HIV感染发现晚、治疗不及时、治疗依从性差、合并其他严重疾病等相关。早发现、规范治疗,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有助于降低死亡。

社区新发HIV感染者艾滋病认识和行为特征的定性分析

目的了解社区新发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的艾滋病知识和行为特征,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防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2009-2011年,云南省对12个艾滋病疫情严重县(区)的100万社区居民进行了HIV抗体筛查,并于2012-2015年期间对HIV抗体阴性者追踪检测,共检出507例新发HIV感染者。采用随机数字法对该新发感染者进行抽样,对访谈对象进行"一对一"的深入访谈。结果共访谈87人。感染前,访谈对象对艾滋病的认知普遍限于听说过,多者也仅知道传播途径,且错误地认为只有"卖淫、嫖娼或者吸毒的人才会得艾滋病",艾滋病风险认知意识低。受色情影片、"找小姐"、"一夜情"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多性伴、性自由等不安全的性行为普遍。再加上传统毒品威胁仍然存在,新型毒品蔓延,导致大量高危人群不断感染HIV,然后通过不安全的性行为,将HIV不断地传播给社区大众人群。结论目前,社区艾滋病宣传仍存在盲点,社区居民艾滋病风险认知意识仍然较差,不安全的性行为普遍。应提高艾滋病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警示性,继续开展禁毒防艾工作,加强对低档暗娼的干预和管理工作,促进全民自觉抵制毒品,采取安全的性行为,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

2013-2015年云南省吸毒人群艾滋病新发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吸毒人群艾滋病新发感染相关的危险因素,为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2013-2015年云南省吸毒人群哨点监测样本,筛选出血清学检测新确证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抗体阳性的样本进行BED捕获酶联免疫方法(BED capture enzyme immunoassay,BED-CEIA)新发感染检测,并结合问卷中人口学资料和相关行为学特征等情况进行危险因素分析。结果在31 503例样本中,共检出HIV抗体阳性3 424例(含既往阳性2 793例),检出率为10.9%(3 424/31 503),其中,87.3%(2 989/3 424)为男性,12.7%(435/3 424)为女性;新报告的感染者,经BED-CEIA方法检出新发感染者101例,其中男性有90例(89.1%),女性有11例(10.9%),新发感染者平均年龄为31.54岁(16~54岁);2013-2015年吸毒人群的新发感染率为0.5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籍(主要为缅甸籍)、非汉族和注射吸毒的吸毒者艾滋病新发感染的危险性分别高于本省/外省户籍、汉族和口吸的吸毒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结论应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外籍(主要为缅甸籍)和注射吸毒人群,进一步强化落实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同伴教育和艾滋病检测咨询等综合干预措施,以减少艾滋病相关高危行为的发生。

农民工艾滋病危险行为变化趋势及感染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农民工群体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特征变化趋势以及艾滋病感染情况。方法 2012-2014年连续三年采用固定场所连续抽样法,对大理市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HIV抗体检测,样本量为每年400人。结果农民工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从79.8%上升到98.5%(X^2=80.17,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艾滋病干预服务、年龄为艾滋病知晓率的独立影响因素。农民工商业性行为时安全套坚持使用率无明显趋势变化(r=-0.238,P=0.149);临时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为28.6%、46.4%和56.3%;与配偶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从4.8%增加到6.3%(r=0.048,P=0.031)。农民工三年HIV感染率为分别为0.0%、0.0%和0.5%。结论针对农民工群体的艾滋病干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安全套使用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临时性行为比例出现上升,应引起关注。今后应进一步加强部门合作,针对该群体继续加强艾滋病的综合干预,特别加强对文化程度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干预,扩大干预和HIV检测覆盖面。

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高危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云南省HIV感染者／AIDS患者确证为HIV阳性后的高危行为等情况，探讨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德宏州芒市，瑞丽市和陇川县部分乡镇卫生院在2012年5月15日～6月14日期间接受随访的〉18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people who living with HIV／AIDS，PLWHA），共调查303人，有效问卷300份。结果25．7％的调查对象在确证HIV阳性后发生过无保护的高危行为，其高危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为重度耻辱和在婚，重度耻辱感（OR=1．89，95％CI：1．09～3．27），在婚（OR=2．99，95％CI：1．43—6．26）均为危险因素，另外在访谈中还发现高危行为的发生与静脉注射吸毒人员缺乏清洁针具，部分女性PLWHA患者因生活困难而从事商业性行为等因素有关。结论PLWHA患者的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为重度耻辱感和在婚，同时还与缺乏清洁针具和生活困难等因素有关。建议进一步加强PL—WHA患者的管理，有针对性的进行PLWHA患者的干预，降低其耻辱感，减少其高危行为的发生，预防艾滋病的二代传播。

云南省HIV感染者/AIDS病人社会支持度调查分析

目的调查云南省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PLWHA)的社会支持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固定场所连续抽样的方式,在AIDS疫情较为严重的德宏州芒市、瑞丽市和陇川县,抽取2012年5月15日至6月14日期间,接受常规随访服务的PLWHA病人作为调查对象,每个县分别连续抽取100名调查对象,用肖水源制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社会支持评价。结果 PLWHA的社会支持总分为(37.90±8.01)分,明显高于国内常模水平(34.56±3.73),t=7.219,P<0.001。社会支持总分不仅与民族、职业、婚姻、家庭年收入等一般人口学特征相关,还与亲人知晓病人感染情况、发现感染时间的长短、抗病毒治疗和生活救助服务等因素相关,其中与职业和婚姻的相关性较大。结论云南省PLWHA的社会支持总体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汉族、无业、无配偶和低收入等人群的社会支持度仍相对较低,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抗病毒治疗和生活救助能有效提高其社会支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