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对外贸易韧性

将企业家精神纳入城市对外贸易韧性增强分析框架,从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两个维度切入,探讨了数字经济驱动外贸韧性增强的主要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增强了城市外贸韧性,对城市进口韧性增强效果大于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效果。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外围城市、小规模城市和弱韧性城市的韧性驱动效应更大,普惠性特征明显。进一步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后,其对外贸韧性赋能作用减弱。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是数字经济赋能外贸韧性的重要渠道,且企业家创新精神机制的作用效果更强。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外贸韧性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家精神水平的提高,表现为边际效应递减特征,当前多数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家精神水平已跨越“临界值”。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通过有序发展数字经济来激发和培育企业家精神,从而赋能外贸韧性提供经验支撑和有益启示,为实现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居民福祉视角下城市生态治理效率的溢出效应——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检验

基于居民福祉视角构建城市生态治理效率评价体系,采用SFA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4—2019年的生态治理效率,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其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治理效率整体不断趋好,空间格局表现出“沿海-沿江-内陆”的阶梯式递减特征。②生态治理效率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③区域生态治理效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福利门槛”假设存在;产业结构和城市绿化的直接及间接效应对生态治理效率均有阻碍作用,而外商投资却发挥着积极作用,表明“污染天堂假说”不一定成立。因此,基于居民福祉开展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应考虑城际之间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城际之间联动合作。

智慧城市理念对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中的广泛应用,智慧城市建设已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全面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广泛应用为特征的智慧城市理念最早由美国IBM公司提出,随后被世界各大城市所推广,在我国智慧城市理念被延伸出了诸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公安、智慧教育等一系列新的应用。智慧城市理念促进了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使得城市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本文首先阐述了智慧城市理念的由来、涵义以及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现状,其次从城市管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等方面重点分析了智慧城市理念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最后,探讨了智慧城市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生态文明视域下旅游创新研究进展——基于国内核心期刊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生态文明视域梳理我国旅游创新领域的研究文献,对于学科发展和现实决策意义重大。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的1631篇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和Ucinet可视化工具,对旅游创新领域1998~2018年间的文献特征、研究力量、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及前沿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发现:(1)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略有波动;发文期刊种类和载文分布趋于多元化和分散化;发文质量经历了“精深发展-粗放发展-回归精深”的U型发展过程;文献被引情况表明,虽已形成核心文献群但多数文献影响力较弱。(2)该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作者及机构合作密度小,其分布呈空间扩散之势且区域差异显著,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相对较少。(3)关键词反映的研究主题有逐阶扩散及更迭特点,关键词网络密度逐阶降低,上阶段暂处网络边缘的关键词极有可能成为下阶段的研究重点;研究热点包括乡村休闲旅游创新、文体旅游创新、旅游科技创新、旅游规划及资源开发创新、旅游教育培训创新以及创新提升旅游综合竞争力的路径分析等方面。(4)民族地区旅游形式及产品创新、旅游与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创新、乡村旅游创新、茶文化旅游创新、旅游纪念品创新等主题将成为旅游创新领域的研究趋势和重点。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关键时期,国内旅游创新研究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加强新型创新技术与文旅等产业的交叉融合发展。

国内外绿色创新研究进展与热点——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近年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绿色创新作为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已成为相关政府部门和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以1998—2017年WOS(Web of Science)和CNKI收录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分别从年代、作者、机构、国家、研究热点、演进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12年以后,绿色创新研究文献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目前国内外均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机构间的合作多数发生在同一国家或地区,跨国、跨区域的合作研究较少;热点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业生态学、生态创新、竞争优势"等六个方面。结合时区图谱,指出未来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前沿。

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收敛性分析——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治理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6年的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进行测度,运用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对二者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借助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其收敛性。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的协调度整体稳步上升,协调水平相对稳定;空间上协调度呈“条块状”分布,自东向西梯度递减,高协调区集中于东部;协调度重心位于湖北省境内,空间上呈偏东北—西南分布,且不断向西南扩散。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其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协调度均表现出显著的绝对β收敛及条件β收敛特征;引入控制变量后,不同区域的协调度均达到稳态水平,但收敛速度却有差异,东部明显快于中、西部。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及互动——基于耦合协调与PVAR模型的检验

运用中国199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绿色创新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对二者协同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行考察,进而运用PVAR模型对其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区域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呈上升趋势,但协调度总体偏低,出现以濒临失调为中心、向良好协调与中度失调两边扩散的态势。就二者的动态关系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对其绿色创新冲击的响应更大,经济次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对其绿色创新形成了正向冲击,而经济欠发达地区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却不是很显著。

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②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③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④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⑤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双碳”目标下生态文明发展差距测度、来源分解及形成机理--基于重大国家战略区域视角的考察

统筹推进重大国家战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在利用“VHSD-EM”模型评价2010—2021年重大国家战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和QAP方法探究了生态文明发展差距的来源及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重大国家战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均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差距均显著,粤港澳水平最高,黄河流域处于较低水平;(2)总体差距的主要空间来源是区域间差距,主要结构来源是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差距;(3)QAP回归显示,从内源视角看,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差距、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差距、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差距、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差距以及制度健全保障差距对地区生态文明发展差距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从外源视角看,数字鸿沟、对外开放差距、市场化差距是影响地区生态文明发展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研究可为全面协同提升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供参考。

中国工业智能化的时空跃迁及其驱动机制

[目的]本文旨在厘清中国工业智能化的时空跃迁特征,探索其时空跃迁的驱动机制,为推动工业智能化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在测度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市、区)工业智能化水平的基础上,利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ESTDA)、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镶嵌模型探究工业智能化时空跃迁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1)2010-2021年中国工业智能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增速呈波动型增长趋势,并呈现出“东部占优,中西低平”空间不均衡格局。(2)时空跃迁分析显示,中国工业智能化具有较强的路径锁定和空间依赖特征,其中多数西部省(市、区)始终锁定在低水平“俱乐部”;空间格局演化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其中正向协同跃迁为主要发展模式。(3)机制分析显示,各地区工业智能化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各异,其中,多数东部沿海省(市、区)的跃迁动力主要来自“经济水平-对外开放-区域创新”驱动模式,多数中西部内陆省(市、区)的跃迁阻力主要来自“产业结构”制约模式。在空间上,工业智能化时空跃迁模式自东向西呈现出“同向发展→同向制约”梯式演变格局。[结论]中国工业智能化发展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亟需因地制宜填补地缘劣势,突破空间路径锁定,强化工业数智融合,形成工业发展合力。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空间收敛特征

【目的】旨在明晰区域间生态文明发展的空间关系,为推动区域生态文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在定量测度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空间收敛性。【结果】①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显示,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空间关联的网络通达性及其溢出效应呈现多重叠加态势,省际间关联度提升,网络稳定性提高,呈现出“核心-边缘”圈层式复杂网络结构形态。②个体网络结构特征显示,江苏、山东和河南等省份在网络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并发挥“中枢”和“桥梁”的作用。③内部交互特征显示,西部地区省份所在板块是网络中要素的主要溢出方;而东中部地区省份所在板块是要素的主要受益方,且在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极化作用大于扩散作用。④全国、分维度及分地区生态文明发展均存在绝对与条件β空间收敛,收敛速度呈“中-西-东”递减格局。⑤考虑空间网络外部性后,全国收敛加速且周期缩短,但各地表现不一,网络外部性对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空间收敛的加速效应较东部更明显;市场化、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生态文明发展空间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结论】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空间关联的紧密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亟需健全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要素市场,加强区域间生态合作,提高板块间联动效应,强化跨区域网络效应,促进生态文明协同发展。

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及响应——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

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6年的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值进行测度,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进而运用PVAR模型考察其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2004—2016年两系统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空间上自东向西梯度递减,高协调区集中在东部城市;②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关联性,低-低集聚城市数多于高-高集聚,协调发展领先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生态治理绩效对绿色创新效率响应较弱,而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治理绩效响应则较强,且二者均对自身依赖较强,未来优化其互动机制应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格局分异及空间收敛分析

基于高质量发展理念,运用改进的SFA方法测度了2004〜2017年黄河流域79个地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值,考察其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分异特征,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其收敛性进行探讨。结果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整体稳步上升,呈现以山西为重心的“西北-东南”分布格局,且一直保持“东强西弱”的空间非均衡态势。考虑空间互动,流域及其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存在绝对β收敛,但上游却不存在;引入控制变量,流域及其上中下游地区均存在条件β收敛,收敛速度显著提升,表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递减特征,但相关变量对收敛显著性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未来应构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长效合作交流机制,不断完善空间溢出渠道,促进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协同提升,使各地在错位分工中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of Urban Haze Governance Level and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DPSIR Model:A Case Study of 31 Citi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decisive stage of develop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hazy weather has become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China.Therefore,improving 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haze governance has become essential.Based on the DPSIR model,this paper builds a haze governance level and efficiency index system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super-efficiency data envelope-analysis(DEA)model to analyze the data for 31 cities in North China from 2007 to 2016.From the aspects of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eriod,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city haz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showed a trend of fluctuation and decline,with obvious stages in their characteristics.Haze governance efficiency is much higher than its level,and its mean value reaches the DEA level which indicates that it is effective.(2)A significant regional gradient difference occurs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The haze governance level presents a convex distribution pattern of"east low–middle high–west low",while the haze governance efficiency presents a concav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east high–middle low–west high".(3)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haze governance level and efficiency.By contrast,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haze governance level and efficiency,but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effect on these two is different.On this basis,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haze governance in various cities in North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