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中心视角下侦查程序的完善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法院审理查明案件事实,侦查主体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同时,审判阶段定罪证明标准的实现,也要求侦查主体比照法院审判中适用的标准展开工作。以审判中心为视角来看,当前存在侦查取证不规范、证据材料证据能力的审查机制不完善、侦查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为有效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实现侦查取证的规范化,完善证据材料证据能力的审查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公安机关防范刑讯逼供若干问题的探讨

如何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是刑事司法的焦点所在。公安机关处于刑事诉讼的初始阶段,距离刑讯逼供最初发生的时间距离最近,具备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应当完善公安机关绩效考核机制,从宏观上搭建防范刑讯逼供的平台,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使之切实发挥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作用,并完善公安法制部门案件审核机制,有效发现并制裁刑讯逼供行为,构成公安机关防范刑讯逼供的综合体制,提升其防范刑讯逼供的能力。

论中国程序性辩护之现实窘境及其成因

程序性辩护是刑事诉讼研究领域中比较新兴的法学概念,在实现程序正义,规范公检法机关人员行为以及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司法实践对这一辩护方式已经觉醒,但没有建立专门的程序辩护制度。法官不参与立法;法官与案件间接存在利害关系;民众普遍惧怕权威,只同情被害人以及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是制约我国程序性辩护发展的瓶颈。

落实司法责任制应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司法责任制的双重目标,在落实司法责任中关于法官违法违纪责任追究时,其前提条件是法官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权,即首先要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这一价值目标,才能继而实现"由裁判者负责"另一价值目标。

试论刑事程序之异化

刑事程序异化是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遵循和依据的程序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与程序自身相背离,变成外在的与程序自身相异的力量。具体表现为法律解释对法定诉讼制度的异化、公安司法机关抛弃法律自创"制度"或做法等。刑事程序异化产生的主要缘由是诉讼权力的异化、程序文化的匮乏以及法律规定本身不合理。为消解刑事程序异化,根据司法实践需要监督与制约诉讼权力,弘扬程序公正的程序文化,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消除法定程序的不合理之处是必由之路。

论澳门反贪倡廉的组织机构及其借鉴意义

作为澳门反贪倡廉的组织机构,澳门廉政公署在机构、人员以及经费上均有独立性,使其可以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行为、预防贪污腐败以及树立社会反贪防贪意识。内地的反贪倡廉机构由于缺乏独立性,难以有效开展反贪倡廉工作。借鉴澳门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对内地有效开展反贪倡廉工作十分有益。

论澳门反贪倡廉的组织机构及其借鉴意义

澳门廉政公署是澳门反贪倡廉的组织机构,其设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廉政公署机构独立、人员独立、经费独立的法律地位,使其有效避免来自官场权力、人事与经济的干扰,在打击政界猖獗的贪污贿赂行为、预防贪污腐败以及树立社会反贪防贪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内地的反贪倡廉机构由于缺乏独立性,难以有效开展反贪倡廉工作。为保障内地反贪倡廉的有效性,内地应借鉴澳门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改革与完善反贪倡廉的组织机构。

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之研究——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实践为视角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人权保障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公约中加以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规定在一系列国际文件中。目前,我国已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但援助的对象范围较窄。在我国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中,扩大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尤显必要。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亲历观察与思考、建议--基于福清市等地刑事速裁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调研

根据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即将在全国十八个城市展开。笔者在对之前开展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调研中,欣喜地发现福清市在刑事速裁程序中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试点,为下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积累了经验。由此也引起笔者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是对刑事诉讼的应然要求与实然需要的关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由诸多具体实体与程序制度组成的综合性的法律制度,其中既有现行法律上已有的制度,也有需要探索建立的认罪认罚协商从宽制度,而后者将是当前试点和将来完善的重点,需要处理好如何启动、如何协商、协商什么等重要问题。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别是认罪认罚协商从宽制度应当确保律师参与,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确保认罪认罚确有事实依据,确保庭审方式简化但不违反诉讼原则。

对中日两国民众对不起诉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民众参与司法实践的重要举措,其主要职能是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处分的监督。日本的民众对不起诉监督主要通过检察审查会进行。尽管两国的司法环境不同,完善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仍可借鉴日本民众对不起诉监督的成功的经验。

价值平衡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近日公布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修正草案新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将之作为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补充。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是多元价值平衡后的理性选择,其合理性正当性表现在:被告人放弃出席法庭权利的情况下,缺席审判体现了对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刑事缺席审判有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严厉打击腐败犯罪等重大犯罪。基于有效平衡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两大价值的需要,应当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有条件地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根据案件类型的不同调整适用条件;建立一套包括告知程序、审判程序以及救济程序在内的程序规范,以保障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有效运转。

排除合理怀疑及其中国适用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起源、发展于英、美,且为其他国家和国际公约所吸收和确认。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在西方国家存在争议,是否适用于死刑案件更面临质疑与挑战。排除合理怀疑为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所规定,具有突破性意义,但这只是对原有证明标准的补充完善;其统一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我国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主流解释,而应努力实现认定案件事实符合客观真相的要求,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确定性的程度。为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运用,还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的设置存在多元价值冲突的情形,基于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需要,应当明确赋予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在上诉权的设置上,应当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要求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必须有正当理由,而认罪认罚案件适用其他程序审理的则无需附加理由。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正当理由主要包括:定罪问题,主要包括被告人一审程序中的认罪是非自愿的以及一审判决作出后出现影响定罪的新事实、新证据等,量刑问题以及重大程序违法问题。为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行使,应当要求被告人上诉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请、二审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请应当迅速及时审查;同时,二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遵循重点审查原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采取措施限制检察机关提起"技术性抗诉"。

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反悔权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反悔权,是指被追诉人在某一诉讼阶段认罪认罚并与该阶段的程序主导者达成协议,又在后续的诉讼阶段向程序主导者表示对其先前所作的认罪认罚不予认可的权利。赋予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反悔权既是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需要,也是保障其辩护权正当行使的必然要求,还是防止冤案错案发生的重要举措。被追诉人行使认罪认罚反悔权的法定理由包括认罪认罚非自愿、认罪认罚依据的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以及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无效等。应当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明确被追诉人行使认罪认罚反悔权的时间节点,并将被追诉人行使认罪认罚反悔权的次数限定为两次。被追诉人行使认罪认罚反悔权,在实体方面无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程序方面应当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建立程序转化机制;在证据方面被追诉人先前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的正确理解与把握是防止认罪认罚案件发生冤错案件的重要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从定罪要求来说不仅要求制定科学的、反映诉讼客观规律的证明标准,而且要求在实践中坚守法定的证明标准。法律界对认罪认罚案件应适用何种证明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形成了证明标准降低说与证明标准同等说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认罪认罚促使程序的推进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并非降低证明标准。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价值追求,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坚持法定证明标准,而不能因为庭审程序简化而降低。这是确保认罪认罚符合客观真相的关键所在,也是证明标准一元化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与简易程序及速裁程序证明标准相协调的体现。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司法适用

刑事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引入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将之作为原有证明标准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我国法律语境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是对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解释;既是对证据确实性的判断,也是对证据充分性的评价。运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应当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应当与"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相结合;还应当落实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排除合理怀疑的经济分析

"排除合理怀疑"正式写入了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中,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有罪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基于成本收益理性选择的考虑,在设置有罪证明标准时必然追求"成本最小化",力求以最少的诉讼资源投入来产出最大的案件解决数量。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法经济学上的合理正当性表现在:排除合理怀疑符合证明责任分配的经济逻辑;可以减少司法的负面效益;可以控制刑事案件的数量,减少诉讼成本。当然,排除合理怀疑的界限设置为"合理的怀疑",也符合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衡量法则。

论美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逻辑

排除合理怀疑是美国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所应遵循的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宗教因素,主要表现在: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主体在宗教方面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对事实的评议;刑事诉讼法中带有宗教色彩的程序、制度对排除合理怀疑产生影响;排除合理怀疑中"怀疑"一词具有宗教性。美国法院允许事实裁定者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过程中合理地考虑宗教因素。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把排除合理怀疑写入了法典。对美国排除合理怀疑的宗教因素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实质,把握其内核,从而有助于我国吸收相关经验与教训,形成具有我国语境特色的实际操作细则。

论庭审实质化视角下定罪证明标准的适用

庭审实质化不仅要求庭审程序实质化,而且要求定罪实质化。定罪实质化的核心要义在于确立符合客观规律的定罪证明标准并予以严格遵守。我国立法上定罪证明标准历来注重对案件的证明要达到事实明白无疑的地步,经历了从"众证明白、确凿无疑"标准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演变过程。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达不到定罪证明标准的情况下作出无罪判决并不多见。为了实现定罪实质化,发挥定罪证明标准对定案质量的把关作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定罪证明标准作细化解读;坚守定罪证明标准,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强化判决说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