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日本政府对中国南方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地调查

1930年,为收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关情报,日本政府专门派人前往中国,整合驻华各领事馆力量,对华中华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为期近3个月的调查。这是中共成立后日本政府组织的针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一次较大规模且较为系统的实地调查,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学界关于日本针对中共的情报收集以及调查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①,但关于1930年日本对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专项调查,尚未有专门的论述②。

1941—1942年晋察冀游击区中共巩固基层党组织的经验启示

1941—1942年,在日伪进攻及国民党组织的破坏、乡村阶级关系改变等因素影响下,晋察冀根据地大片沦为游击区。由于游击区中共基层党组织生存环境的恶化及党员中农民传统意识残留等影响,极少数基层干部党员对组织认同产生危机,尤其是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化、变节问题引起了基层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为迅速解决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基层党组织发起了"反自首运动",并采取建立平行支部、调整党员成分、改造支部等措施,强化党员干部对组织的认同意识,消除腐化、变节等行为的危害,使中共基层组织得到巩固,这对坚持游击区抗战起着关键作用,其经验教训对今天基层党建亦具启示意义。

舆论与政治:1945年国共两党围绕“胡世合事件”的博弈

“胡世合惨案”发生以后,电力公司职工便自发运动,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凶。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以王若飞为首的应对机构,全面领导这一斗争的开展。至此,“胡世合事件”由以电力公司工人自发运动向中共领导运动转变。事件伊始,国民党并未预料到运动会迅速扩大,故在处理过程中含糊不清,包庇凶犯。基于此,中共依靠民意力量及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动舆论攻势。国民党当局妄图压制这些力量时,中共则运用合法手段竭力释放和引导这些力量。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及事态演变之难以调和,迅即做出让步,枪毙田凯。最后,该事件民事部分由涉事双方代表同意,彼此谅解,并签订“和解文约”。该事件最终走向“和解”,一方面是中共在斗争中注意把握分寸,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而不破;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党在各种压力之下不得不谨慎应对的结果。

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娼妓女性身体政治形象、叙事与重构——民国时期的娼妓问题研究综述

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急剧转型期,既往为各界所忽视的娼妓群体,在新时代背景下被型塑为苦难与被解放的身体政治形象。此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话语之下,娼妓这一女性身体的政治形象、叙事与身份重新建构的途径受到重视。在民国官方禁娼声浪影响之下,学界亦对娼妓问题的由来、成因及"治末"与"治本"等解决路径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为当时及其后的妇女自我解放制造出强大的舆论力量,其解决路径等研究成果对当代社会治理亦具借鉴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广西师范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广西师范教育在办学规模、经费投入、师资培养,尤其是重视少数民族师资等方面,均呈现出总体发展势头。此时,专业课程设置、重视师范生教育实习等举措,使师范生教学技能得以提高。同时,广西师范教育办学中亦存在培养质量参差不齐、毕业生流失严重、生源不足等诸多问题。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广西师范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广西教育的现代化。

新制度经济史学视阈下的民国贵州禁烟研究

新制度经济史学建构了一套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广泛的分析框架,是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史学理论体系,它为经济史学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以新制度经济史学为切入点,对民国贵州禁烟特殊环境、举措、效果进行考察,显示出在贵州农业新制度确立过程中,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只有国家意识等,市场就不会产生体现任何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救护委员会的伤兵救护述论

"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国民政府利用上海医务机构和人才优势,依托上海红十字会,组建了伤兵救护系统。会战中各类伤兵救护医院和救护、急救队等对大量伤兵进行救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事进行。上海救护委员会的救护工作经验,对此后各地战场的救护工作起着示范和借鉴作用,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促使国民政府对各战场伤兵救护系统作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