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孤独”:数字景观中空间认同的断裂及主体的异化

孤独通常被认为是缺乏满意的人际关系的结果,其实,孤独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主体的空间认同与被认同的断裂。空间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还是主体认知与认同持续发展的条件,涵盖了自然、社会和观念三个层面。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需要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观念空间建立认同,并感知到被认同,以构建生态、情感和价值共同体。一旦主体的认同与其感知到的被认同发生断裂,便产生了孤独感。随着数字化生存的不断演进,数字景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数字亲密”缓解了传统的孤独感,但同时也导致了主体从“数字观众”到“数字演员”再到“数字工具”的异化过程,由此造成了新的孤独--“数字孤独”。

上海中学生关于日美韩国家形象的概念结构——基于“词语自由联想”测试的分析

任何言语行为不但是主体性的,而且是主体间性的。国家修辞行为既是对外部国家修辞行为的一种回应,也是本国内部社会意志的一种表达。由此而论,"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外国国家形象"是一个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国家形象认知与国家关系的重要课题。对此,学界的分析似乎基本上还停留在"个别举例"和"作者印象"式的叙述上。本文则试图运用心理学的"自由联想"实验的方法并加以加权计算,以建立一个客观分析的模型,有效构拟青少年日美韩等外国形象的概念结构。经对上海某中学部分学生的测试,可以看到:其一,受试群体心目中的"日本""美国""韩国"形象总体上都是偏于积极的;其二,比较而言,在受试群体心目中,"日本"的国家形象包含了更多的负面信息;其三,在受试群体心目中,"日本"与其它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在认知上具有与中国具有"互相嵌入"的现象。这一研究,探索了从"心理结构"的层面分析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国家形象的可能性,为国家形象修辞提供了某种参照。

“印象”何以东方:《敦煌印象》中的时间性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孔柏基的《敦煌印象》不但堪称为东方"印象派"绘画的杰出代表,更显示出了对西方"印象派"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标志了融合了东西方艺术的"宣纸油画"的诞生,更因为它包孕了一种复杂而又深刻的时间性,体现出"内容尽化为形式"和"材质尽融于形式"的双重可能,由此,不但具有艺术史的特别意义,同时更为艺术哲学的拓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作为“事件”的流行语与中国“十字架身份体系”的崩裂--从“万元户”用法的兴衰看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

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更是一种"述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流行语应该是"万元户",它"述说"了中国一个当代的全新的身份系统构建的开始,宣告了旧有的"敌我城乡""十字架"式的、层级式的身份系统的垮塌。一种新的"真理"以整个社会几乎猝不及防的方式立刻现实地站立在全国所有人的面前。"思想解放运动"从一种理论口号立刻成为一种全社会可以触摸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话语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

政治传播语言学的逻辑起点

政治传播语言学并非既有的政治学、传播学、语言学研究的简单叠加,而是根据对于"政治""传播""语言"的重新定义获得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现代政治(已然)是为了某个群体利益的行动,更(应然)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非零和博弈;传播不仅是发布消息,更是沟通社会、建构社会的信息事件;语言不仅是词句,更是一个行为,不仅意味着日常的行为,更意味着一种社会的实践。政治传播语言学就是运用语言分析、媒介分析、政策分析等一系列技术(方法),研究语言的传播何以影响公共知识、社会信仰和政治行动(问题),以促进不同的利益集团达成信仰互文、政治协商、社会共识的理论探索(目标)。

元宇宙:元媒介、非自主交互与主体性衍化的奇点

所谓"元宇宙",其实至少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新数字技术支持的一种"虚拟空间",二是虚实交融的一种"社会形态",三是超越现实宇宙的一种"宇宙形态"。"元宇宙生活"意味着一场空前的媒介革命,而人类信息交互媒介的每一次革命,都意味着主体性的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发端。而"元宇宙生活"中,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可能随着"元媒介"的增强而日益增强,进入更艺术的生活;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又可能随着媒介的增强而日益异化为另一种媒介——信息的发布首先不再取决于自我而是受制于非自我,二者背道而驰又互相增强。这两种力量互相挣脱乃至崩裂的临界点,也许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奇点。积极发展作为"数字空间"的"元宇宙",密切监控作为"社会形态"的"元宇宙",坚决摒弃作为一种"宇宙形态"的"元宇宙"修辞幻相,也许是面对可能"奇点"的应有策略。

关于《春秋繁露》的伪书说

古今以来，对《春秋繁露》一书的来历和真伪一直有争议，受到如此质疑的书物可谓绝无仅有。对其书名、篇章、阴阳五行说方面的怀疑明显减低了《春秋繁露》一书的可信度，乃至现今的《春秋繁露》研究，一开始都必须涉及这些伪书说，但却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对这个伪书说作任何反驳的话，这个伪书说似乎就是有说服力的，那么迄今为止的《春秋繁露》研究成果，好像就要被修正、被回收似的。所以，本文专门考察这些伪书说的来源，质疑在其学说上的可能性，重新确认作为董仲舒著作的《春秋繁露》的资料性价值。

现代汉语称谓系统的重新认识——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的考察

言语主体是语言运用研究的第一性问题,称谓则是其重要的标记系统。可是,对究竟何为“称谓”,“称谓”与“称呼”什么关系,“称谓”是离散的还是系统的,现代汉语的称谓系统是如何构建起来的等一系列问题,迄今依然缺乏深入的讨论。依据“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称谓的本质是“社会身份指称”,称呼的本质则是“情景角色磋商”。称谓系统并非只是自发性的日常称谓系统,而是包括两大子系统:一是规制性身份系统,二是自发性身份系统。汉语日常称谓系统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只有“尊称”和“谦称”,而是包含了三种身份类型:一是“尊敬型称谓”,即“尊称”“谦称”;二是“贬低型称谓”,即“傲称”“贬称”;三是“平视型称谓”,即“平称”“近称”“昵称”“婉称”“谐称”。历来认为“姓名”似乎并不能构成“称谓”,因为“姓名”属于专有名词,是“个别化”而非“类型化”的。其实不然,如果把“姓名”看作一个构式,则这一构式就成为“身份”符号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是“构式称谓”。汉语的日常身份指称只有放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才可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致使、被致使和反致使:“被XX”结构及其成因

表示致使范畴的"被XX"结构包括致使力、被使者和致使结果三者,致使者因不言而喻或不言自明而隐含。它表达的是被使者在致使者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被使者发出反作用力作用于致使者,两个作用力相互较量,共同作用,使得被使者发生变化,产生某一结果。传统的致使范畴理论已不足以解释"被XX"结构的致使范畴用法,这是社会语言生活中公众主体的民主化意识不断高涨,而社会体制却相对僵化二者彼此冲突的结果,也是"被XX"结构这种超越传统理论的表达方式大受欢迎的根本动因。

何为语言学:语言学知识体系的格式化及其重新分析

现有语言学知识分类体系的规训路径主要是教育制度、图书分类、项目管理、概论教材和学术期刊。中国语言学要真正打开对于语言学的想象,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范式,就需要跳出这一“格式化”,重新思考“何为语言”,进而提出对“语言”的各种不同假设。由此,认识、发现并创造出一系列语言学研究范式:“基于语言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基于社会制度假设的语言学”“基于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基于神经机能假设的语言学”“基于数字过程假设的语言学”“基于活动能力假设的语言学”等。这是“目标—问题—方法”彼此既有联系又相当不同的研究范式,这些范式之间并非“本体”与“应用”或“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它们彼此嵌入、彼此支持而又彼此竞争。

全球化语境、新媒体时代、景观社会的话语研究何为——“第七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论坛”述评

在全球化语境下,新媒体时代、景观社会的话语研究何为?2023年11月11日,由上海市语文学会、教育部“语言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外国语》《当代修辞学》《文化艺术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南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联等二十多家学术机构的学者围绕“知识生产·景观社会·国家语言能力”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共同体构建视域下“共情修辞”的目标、问题、路径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社会化最伟大的愿景和实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媒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离不开语言。这里的“语言”不仅意味着一种符号体系,更意味着一种言语行为。作为言语行为,语言何以促进而非阻碍共同体建设?这不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共同体”,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言语行为”,基于“共同体构建”的言语行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共同体构建视域下“共情修辞”的目标、问题、路径——兼论“元主体”“他者意识”“话语权补偿”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类社会化最伟大的愿景和实践。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媒介,推进共同体的构建更离不开语言。这里的“语言”不仅意味着一种符号体系,更意味着一种修辞行为,一种“共情修辞”。依据“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修辞不仅意味着“表达”,还包括“接受”,共情修辞应该具备自觉的“倾听”意识;修辞不仅意味着“你/我”的对话,更是“我/你/他”三方的情感感知和响应,共情修辞应该具备自觉的“他者”意识;修辞不仅意味着话语权的实现,还包括“话语权补偿”机制,共情修辞应该自觉走出“丛林思维”。进而言之,共情不仅是修辞的动力,也是修辞的一套行动方案,更是修辞的根本目标,对于国家形象修辞而言,更是达成“共同体化”的必由之路。

从上古到后真相时代——“谣言”概念史的再分析

在汉语史上,“谣言”的语义从“记录共同体知识的基本手段”,到“传播民间社会批评的主要方式”,再到“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经历了巨大演变。从知识生产的视角看,现代谣言的本质就是“在信息供给未能有效满足信息迫切需求的条件下产生的在公共空间故意传播的已被确证的不实陈述”。而在后真相时代,如果每个主体都能自主地、如实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那么所谓的“谣言”反而可能成为推进真相建构的不可或缺的动力。

政治传播语言学视域下的语言与认同——第四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述评

"语言与认同"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020年11月28-29日,由教育部"语言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组、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外国语》、《社会科学》、《当代修辞学》、《社会科学报》、上海市语文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等联合主办的"语言与认同:社会、文化、国家、全球——第四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专门就此展开了研讨,来自海内外语言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哲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约三百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出席了论坛。

“接引语”:一个与中介语对应的二语教师语言分析模型

教/学是学习者与教育者彼此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二语学习者语言已经被定义为“中介语”,则二语教师的语言该如何定义?对此,汉语思想资源中有一个现成的术语:“接引语”。接引语不但可以说是二语教学关系浑然天成的隐喻,更可以说是二语教学过程生动准确的写照。接引语包括“接取”和“引导”。接引语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意味着一种媒介性资源、对象性资源和情感性资源;对于二语教学者来说,意味着模态性迁就、语码性迁就、视听性迁就、结构性迁就、文化性迁就和样板性提升、拓展性提升、动机性提升。中介语是学习者难以跳过的过程,接引语则是教学者自觉的设计。中介语由于接引语的接引而发展,接引语随着中介语的发展而变化,接引语的发展意味着迁就度越来越低而提升力越来越强。中介语研究可以提高接引语的接引能力,而接引语的研究则可以提高中介语的转化速率。

“十字架身份体系”的崩裂——从流行语“万元户”看改革开放40年

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更是一种'述说'。那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流行语是什么?何以认为其'最重要'?这是谁的'述说'?'述说'了什么?其意义何在?所谓'流行语',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某一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语汇'(《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辞学立场上,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语汇'(形式),更是一种'述说'(行为),即'一种语言生活中。

政治传播语言学的逻辑起点

何为政治传播语言学?政治传播语言学何为?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学、传播学、语言学进行对话的契机,更是一个重新认识政治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的机缘。政治传播语言学是政治学、传播学、语言学三大学科交叉的产物。如何将政治学、传播学、语言学三个知识体系融汇为一体,依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我们曾经提出,对于一种言语行为的研究需要采用“充分定义法”,即充分认识一个核心概念的内涵,才可能有效地展开逻辑的分析。也许,对于政治传播语言学的分析同样需要从重新定义“政治”“传播”“语言”三个基本概念入手。

从“万元户”用法的兴衰看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

所谓“流行语”,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某一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语汇”。于是,一般都将之作为一个词汇学现象考察,无论是所谓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是修辞学研究,大体都是考察每年有多少流行语,哪些流行语最后进人了词典,流行语的词汇结构如何描写,这些流行语的词汇意义发生什么变化等。

“接引语”:一个与中介语对应的二语教师语言分析模型

一、从学习者的中介语到教育者的“接引语”“接引”一词出于佛经《无量寿经》第十九愿“接引愿”。在这里,“接引”首先意味着佛“普度众生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同时,更表示佛的这一过程其实包含了两个方向的行动,一是“接取”,就是自己从遥远的西天来到众生面前“接”;二是“引导”,在前面“引”众生向着西天方向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