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英译中的读者意识——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读者不是译文的消极消费者,而是译文意义的能动建构者。读者意识是译者以读者视角观照翻译、使翻译行为围绕读者中心逐步向前推进的心理机制。宇文所安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内容导向、沟通途径、主流诗学和读者接受四个方面,表现为材料选择的贴近意识、思想交流的贴心意识、表达习惯的贴合意识、服务读者的体贴意识。得益于读者意识,宇文所安充分履行了译者的职责,妥善处理了译者、作者和读者的三方关系,促进了《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中国文论要走向世界,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前提与基础,而读者意识是确保译者翻译能力得到充分展示的思想保证。读者意识有助于译文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有利于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进一步传播。

《文心雕龙》英译的外显化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译本和施友忠译本的外显化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通过提取威氏拼音和词汇、句法层面的参数发现:两个英译本总体呈现外显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及诗学形式、词句意义和文化语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归于翻译意图、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两位译者的外显化翻译使译文指涉更加明确,语境更加清晰,意义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论思想、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外显化翻译在信息补偿、话语建构和文论互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表明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指导性翻译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文心雕龙》话语体系的英译--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文心雕龙》话语体系是指刘勰建构的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包括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思想及其内含文体与风格。施友忠在用英语再现《文心雕龙》话语体系方面进行了以下探索:处理汉语术语的模糊性与西方术语的明晰性,从而传达了文体论思想;化解汉语语言形象性与英语语言抽象化的矛盾,从而传播了创作论思想;适当使用副文本,解决了文化专有项问题,从而传递了批评论思想;采用原文句型,控制译文句长,从而移植了汉语的骈体与赞体;解决了词句美和情趣美问题,从而再现了原文的风格。恪守翻译伦理,发挥译者主体性,施友忠在《文心雕龙》英译方面留下了可借鉴的经验,为中西文论的合作与交流开辟了道路。

托马斯·曼战争小说对社会困境的描写与反思

托马斯·曼是德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托马斯·曼对德国社会的描写,往往聚焦社会现实,却未得到学界足够关注。《魔山》和《浮士德博士》作为其长篇小说的代表,立足于二十世纪的德国社会现实,描写社会心理,揭示社会病态,从政治、伦理与社会群众心理角度隐喻二十世纪德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两部小说见证了德国军国主义的横行、虚无主义的泛滥、极端民族主义的暴虐,揭示了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浩劫,用文学的力量发出了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呐喊,警醒人们正视历史,反思历史、加强世界各国的和平合作,共同建设和平共处、平等友爱的人类世界。

论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死亡书写

莫里森作品中对待死亡的态度反映了其对黑人群体精神上和生活上需求的关注,显示了作者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生死观。结合作者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环境,尝试就莫里森的几部代表性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死亡类型和意象进行分析,探究黑人如何完成对个人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索,从而更清楚地解悟莫里森如何借死亡的书写来再现黑人不堪回首的悲惨历史,重构黑人民族记忆,明晓莫里森主张多元文化融合的思想以及赋予死亡的意义和情感指向,以期为研究与莫里森有相似政治际遇和生活经历的其他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的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本没有终极的意义。翻译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意义,而无法完全准确科学地获取意义则使源文难以逃脱翻译暴力的侵袭。中国典籍文化的深厚性使其在经过译者的理解和再表达后更易遭受种种损伤。翻译暴力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暴力阻碍文化交流,积极暴力促进文化交流。译者无法避免翻译暴力,所以译者的明智之举是切实规避消极暴力,适当采取积极暴力,以便忠实源文精神,守住伦理底线。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是矛盾统一的关系,译者应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促进者,而不是阻碍者。译者在典籍英译中要坚决维护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灵活运用积极暴力,增加源文的可译空间,努力促成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在异域他乡广为流传,泽披天下。

文化互动与译者身份建构-以理雅各《中庸》英译本为例

文化是主体身份的内在规约性,主体可以通过与文化的互动建构自己的身份。理雅各通过各种方法建立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之间的联系,用基督教义来阐释、充实、拓展甚至代替儒家思想。理雅各英译《中庸》的目的是汲取儒家思想,以便更好地为传教服务;而当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矛盾时,他会放弃儒家思想而坚持基督教义。文化在理雅各的翻译中无处不在,正是在文化冲突、文化协调、文化顺应与文化互鉴的翻译中,理雅各建构了自己的多种身份,推动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的互动与交流。中西文化差异悬殊,唯有相互比照,文明互鉴,才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文化交流需要妥善处理文化因素,化冲突为合作,为文化互鉴寻找对话的舞台,帮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

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融合化趋势

通过对解构主义的应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抛弃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翻译观所秉持的二元对立观,不再认为原文是凌驾于译文之上的主体,处于中心地位,译文是客体,处于边缘地位,而是解构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从高低贵贱有别的权力关系转变为相互交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以“爱情”为纽带的亲密关系。

异质同构:宇文所安双向阐释的逻辑与路径

中西文论的思想内核互不隶属,具有异质性,但对情感和想象的共同追求,从一元到多元、从权威到平民思想转变的相似性,使得二者又具有同构性。中西文论对话应异中寻同,同中存异,同中化异,同异全识。宇文所安的双向阐释,走的就是多元文化互动之路,其精髓在于发现东方,尊重“他者”,异质同构,阐释中国。宇文所安将文本中心论贯穿始终,将文论文本和文学作品等量齐观,采用译释并举和语码混杂的方法,再现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思想,为中西文论对话与交流搭建了一座“多元共生”的桥梁。双向阐释的启示是,中国文论应借鉴传统文论的资源,吸收西方文论的营养,走特色发展之路,构建一种更合理、更开放、更具中国特色的文论。

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补偿布局

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两种文化间呈现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和文化空缺等现象。源语文化的特殊文化因子虽包含目的语读者所追寻的异域性价值,但它们使翻译变得困难重重,处理不当便会阻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特殊文化因子的处理需要译者采取措施实行文化补偿。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创新性地采用了整体布局和局部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对译文进行文化补偿,即在整体上建构“整体概述+译文+文本阐释+文末注释集”的独特布局,局部上使用“杂合化翻译”,创造语言、文化和文学景观,以实现译文的自我补偿。整体与局部协同创新,共同发力,较好地实现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补偿。这种独特的翻译模式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利于推动异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译者前见,时间距离与翻译

前见并非带有负面色彩的偏见。伽达默尔认为既有正当前见又有不正当前见,时间距离是将其区分出来的重要工具,因此不可对前见持有绝对的批判态度,这一观点对翻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译者也有前见,包括理解前见和表达前见,前者面向源语文化和原作者,后者面向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二者都与理解有关,或促进理解,或导致误解;时间距离可以修正误解,形成新前见,使翻译表现为连续不断的动态发展与完善过程。译者应发挥前见在翻译中的正面作用,防止其负面作用;译者应具有超越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前见的前见,帮助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修正错误前见的影响;译者不能放大和滥用前见,只宜适当使用。因此,译者需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前见,发挥其主体性作用;背离原文,前见就失去其应有的作用了。

金介甫《边城》英译副文本对乡土中国的异域再现

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边城》讲述乡土中国的边缘生活与边缘文化。学界对《边城》英译本的研究虽然呈现出多维取向,但对其乡土特色的翻译研究却鲜有人关注。作为连接译作与读者的纽带,副文本在提供背景知识、进行文化调节、帮助读者理解、提高译本可读性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金介甫在翻译《边城》时对副文本进行了较好的运用,使其在呈现《边城》的乡土风貌、乡民形象和乡土文化中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金介甫在运用副文本建构《边城》乡土中国的风味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解读《边城》乡土风味的路线图,为《边城》后续译本和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文心雕龙》英译谈起

《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译介说明要想与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必须要拥有话语权,中国需要有一套自己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然而体系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化的适应性转换;二是对西方文论进行本土化改造;三是秉持文化自信的理念,积极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四是立足中国现实,扎根本土实践,让中国文论为中国文学实践服务,以文学实践为根本,防止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脱节。中国当代文论必须进行话语重建,走从文本到实践再到理论生成的正确路线。中国需要充分发挥文论建设的主体性,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推陈出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从学科独立到学科融合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是在不依附于其他学科的学科体系的同时,又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来研究跨学科层面上的翻译问题,强调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互动与合作。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经历了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到解构主义多元范式,再到建构主义范式的转变。在学科内视野、学科视野和超学科视野3个层级分明的研究视野的指导下,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已能够根据研究需求,选择相应的研究视野。未来,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将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注重跨学科研究的度,突破学科边界,实现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从学科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换,最终达到学科独立到学科融合的目标,不断推动翻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文心雕龙》英译的社会学考察——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探讨实践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解释作为社会实践的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活动。施友忠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其在翻译场域找到了恰当的定位;其翻译能力使其得体地处理各种翻译问题;其故国情怀使其恪守翻译伦理,主要采用异化翻译忠实传达原著思想;其文化资本使其英译本广为接受,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关注和讨论,提高了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场域、惯习与资本的联合互动可以创造高质量的翻译作品。

莫言小说英译中葛浩文译者阐释的伦理分析

译者阐释是译者在构建译文过程中添加的译者个性化的内容。莫言小说的葛浩文英译本具有突出的译者风格,已成为译界不容忽视的研究热点,从伦理角度探讨其译者阐释不失为翻译研究的新尝试。葛浩文的翻译,既有显性的译者阐释,又有隐性的译者阐释,还有嘈杂的译者阐释。从构建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和谐关系的角度出发,译者阐释应为作者声音的传声筒,而非主基调;译者应限制对原文意义存在叛逆的“弦外之音”,减少不必要的混乱的阐释,以便在翻译中奏出声声入耳的和谐之声。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新成就--《劳特里奇翻译、女性主义和性别手册》介评

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意识和行为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长期集中于英语圈,忽略了英语圈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Luise von Flotow与Hala Kamal编著的《劳特里奇翻译、女性主义和性别手册》是近年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重要专著,从研究地域、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三方面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行了开拓:在研究地域上,不再局限于英语文化圈,而是吸收了众多英语文化圈外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上,脱离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探讨了性别翻译与政治制度、阶级、宗教、机构等因素之间的融合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既研究女性文本的翻译,又探讨其它语用文本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扩大了文本的研究范围。该书提供了女性主义翻译的新视野与新进展,为女性主义与翻译学科的双向互动做了有益的尝试。

马克·本德尔对苗族文化形象的异域再现——以《苗族史诗》为例

读者对异域文化的集体感知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借助译者对文本加工所构建的形象来完成,因此,译者会重构原作的历史文化形象,以作为自我对他者的文化观照。《苗族史诗》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智慧结晶,马克·本德尔英译本是苗族文化形象在苗、汉、英三种语言之间的多维转换。该译本再现了苗族的巫神文化形象、共生文化形象和尚美文化形象,在探索对外传播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建构文化形象的道路。《苗族史诗》文化形象的异域再现,促进了苗族形象在他者文化语境中的生成与传播,拓宽了苗族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对话,提升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构建。

许渊冲《诗经》英译副文本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

副文本是对正文本起补充说明作用的材料,是协调正文本与读者关系的文化载体,可以帮助读者参与文本解读和意义建构。因此,副文本的恰当运用可以取得正文本无法达到的效果。许渊冲在翻译《诗经》时充分利用副文本的沟通功能,分别建构了尚和、尊礼和崇德的中国文化形象,树立了中国爱好和平、亲近自然、注重礼节、尊崇祖先、以德施政、以德服人的文明大国形象。副文本是辅助材料,只能起辅助作用,所以,对副文本的使用要适可而止,不能多用滥用,否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许渊冲《诗经》英译本对运用副文本建构积极的文化形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文科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师的发展路径

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面临转型。高校英语教师需要深刻理解转型的含义,改变被动等待的惰性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博采众家之长,走跨学科、多语种、内涵式发展之路,实现自己在专业上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高校英语教师需要在思想观念上突破英语专业概念,拓宽学科边界,积极学习其他学科理论知识;主动加入跨学科团队,在合作中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提升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把信息技术变成教学和科研的助手和推力;明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科研方向,通过跨学科研究挖掘自己的科研潜力,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英语教师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