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村文化扶贫体系构建与路径优化——基于T镇的案例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扶贫由粗放式转向精准式,文化扶贫也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扶贫方式的强化与升级。通过对湖北省T镇的案例分析,对现阶段我国文化扶贫实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扶贫实际效益较低,基层实践与国家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对象的精准识别,服务供给没有针对性;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没有实现精准帮扶,资源配置逻辑离散化,文化扶贫功能负荷较小;文化服务供给缺乏有效的内外监督与考核机制,治理能力弱化,忽视文化扶贫的效益评价。优化文化扶贫路径,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项目,实现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水平。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公众满意度研究——以江西省部分农村为例

公众作为地方政府服务对象,其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精准扶贫的提出与实施有利于地方政府更有针对性地对贫困户进行帮扶,为了了解地方政府精准扶贫的公众满意度,本文借鉴ACSI模型,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实际情况,构建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公众满意度模型;以江西省部分农村为例,通过设计问卷、实地调研获得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公众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感知质量是影响公众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公众期望与精准扶贫感知质量、公众满意度负相关;公众满意度对公众抱怨和公众信任具有正相关影响。由此提出提高精准扶贫公众满意度的相关建议,以期对完善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启示。

当前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有效性分析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作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手段,其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为检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农村执行的有效性程度,文章借助政策执行的系统模型,将政策执行概括为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政策的价值诉求与资源、政策执行者与执行方式以及政策系统环境,并设计五个相应的变量。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目标与标准尚未科学定位,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权威资源等政策资源尚不充足,执行者属性不够明确,政策执行者之间、执行者与目标群体之间采取的沟通与协调有待完善,且政策执行处于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均衡的经济环境、不够完善的法律环境以及"对家庭保障严重偏好"的文化环境下制约了政策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破解建议。

选择性干预:农村居民消解政策执行偏差的行为分析——以湖北省S村为例

农民如何来选择性干预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偏差?对湖北省S村执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任务过程具体实践的在场观察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民通过政治话语、非常规行为和自我团结等进行自我赋权,搭建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另一方面,活跃的草根组织增强了农民选择性干预村级组织政策执行偏差的能力。由于乡土场域宗族关系逐渐解体和基层“悬浮型政权”客观存在,村干部权威逐渐弱化。因此,在压力型体制和农村文化惯习双重制约下,村干部更多地只关注农民的行动选择是否会影响其政绩考核,对于村民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

全球化危机、全球工会联盟与工人再团结

跨国劳动关系因全球化生产而存在,资本的全球流动一方面造成工人阶级分裂的危机,另一方面也要求全球工人必须走向团结,建立全球工人的联系网络十分迫切。以全球工会联合会为代表的国际工会组织是全球工人跨地区团结的重要代表,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工会网络的联结和全球工人的组织赋权。全球工会联合会对于加强全球工会多边合作、经验交流和工会资源的有效协调,实现全球劳资关系平衡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探索,但全球工会联合会因其自身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等级权威、工会联盟及其附属工会的价值冲突、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制约以及跨国企业特殊组织结构等原因,其运转过程还存在很大挑战。

族群正义下的祖业权动员——以赣中地区下塘村反开发事件为例

学术界普遍认为,随着1949年的到来,传统农村社会中宗族的社会性功能急剧衰退,改革开放后宗族活动又呈现复兴的态势。本研究接续学术界对宗族功能变迁的研究,观察江西中部地区下塘村的反迁坟事件中的宗族角色。下塘村通过重修祠堂、族谱等方式复兴宗族文化,并在反迁坟行动中,运用祖业权话语保护了青岭山的名义所有权。随着农民生活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以及市场力量的扩张,下塘村传统的权力格局正发生着改变,宗族复兴愈发呈现仪式性和工具性。行政精英和经济精英控制村庄资源,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农村和农民生活,同时有效地消解了宗族影响力。

经济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机会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产业化升级、中西部崛起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择业行为开始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对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机会进行研究对于缓解我国农民工就业困境和促进当地城市化水平提高有一定参考意义。我们基于江西省南昌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机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机会主要受企业因素影响,个人、社会等因素影响较小,具体受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晋升机会、工作社会意义、企业福利负向影响。并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文章在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并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述了学者们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生活质量以及二者关系的相关研究。分析发现,农村老年居民的生活质量状况不容乐观,养老保险虽然一定程度提高了生活质量,但低水平的养老待遇使得生活质量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因此,应适度增加农村地区的养老待遇水平,促使农村老年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连云港市灌南县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抽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城乡居保对农村老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不同收入家庭的农村老年居民,缴费档次能够显著影响其家庭、健康、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以及最终的整体生活质量;而领取待遇、参保情况与缴费档次未能显著影响到低收入老年居民其他维度的生活质量。因此,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可以更好地提升农村地区老年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连云港市10镇1乡的调查数据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继"新农保"之后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重要政策,其政策执行效果有待检验。本文将农村老年居民生活质量作为政策实施的落脚点,基于抽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中高收入家庭的农村老年居民,缴费档次能够显著影响其家庭、健康、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以及最终的整体生活质量;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农村老年居民,缴费档次能够显著影响其家庭生活质量,而由于领取待遇过低,参保情况与缴费档次未能显著影响到低收入老年居民其它维度的生活质量;对于整体农村老年居民,缴费档次能够显著影响其经济、家庭、健康、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以及最终的整体生活质量。最后,提出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建议,以期更好地提升农村地区老年居民的生活质量。

资本禀赋、获得感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CGSS2015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资本禀赋和获得感对农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农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其有序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直接影响系数为0.428、1.373;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对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296、-0.242和0.012,异质影响农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在获得感中介作用下,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农民有序政治参与间接影响系数为-0.174、-0.141、-0.078,存在抑制作用。资本禀赋、获得感对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激励效应不足。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地区产业兴旺,强化农民资本禀赋积累;另一方面更应加快农村政治参与平台制度建构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优化,降低获得感钝化效应,提升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动机与信任,以提高农民有序政治行为参与程度。

外发工厂: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留守女工的兼业生产

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沿海地区代工产业如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订单开始向内地转移外发,吸引了大量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到生产中。这些妇女在拆分型劳动体制下不得不从打工地返回家乡,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女工的兼业工作对于建构自我认同以及提升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妇女的兼业生产具有脆弱性,它不仅体现在订单的不稳定方面,更体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保护不足方面。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落实农民工融入城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等相关政策,推进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让农民工家庭能够全面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以化解拆分型劳动体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