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先舒古文理论与清初文章学的演变

毛先舒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西陵十子”之一。明清易代之际,以钱谦益、艾南英为首的易代士人推重唐宋古文,以唐宋古文为文之六经,掀起了清初文坛学习唐宋派古文的浪潮。毛先舒既提倡“唐宋派”古文,也肯定“复古派”变革文坛的功绩,具有比较多元的理论主张和通达的学术思想。创作上,他主张尊经重道,“自抒胸臆”,创作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建构起一个以文“理”和文“法”有机融合的文法体系。毛先舒的古文思想在传承中蕴含创新,在“复古”重镇的西陵文坛独树一帜,开桐城派古文理论的风气之先。探究其文论对更全面地了解清初文运振兴的生成过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男性诗论与女性诗人的“隔”——朱淑真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男性诗论与女性诗人的“隔”——朱淑真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胡元翎作为女性诗人，南宋朱淑真的诗词集《断肠集》一问世，就面临着众说纷呈的评价。而统观这些评价，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隔。隔的原因即在于，以男性视角与评价标准去要求、衡量一个女性诗人，不能正视女性作品...

从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信物”功能衍变论析

"信物"是中国古代爱情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传情工具,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信物"主要表达定情或婚约之意,而在《红楼梦》中它已经不再是约定俗成的"定情之物",它不仅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传递出更丰富的内在信息,蕴藏了传递者不同的情感元素,同时也发挥出了更有效的叙事张力。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来考察,"信物"功能的衍变也折射出了不同时期的爱情文化心理,标志着作家爱情观念的进步和改变。

从准《草堂诗余》初选本蠡测文人“曲化”词之文本标准

《草堂诗余》初选本之首要功能是坊间流行的音乐唱本,其中所涉文人词理应具有流行音乐之特质,我们理应认同其在流行音乐文学视野内的存在状态。通过对准《草堂诗余》初选本所选词人情况及题材分类情况的具体考察,可推知作为流行音乐化的词所具有的文本特点,即:流行音乐化的词人有其独特构成;流行音乐化的词不仅重婉约,不排斥诗化与豪放但力拒骚雅;作为流行音乐化的词其实际功用很强,将词视为恋情相思与闲情逸趣的同义语是不准确的;流行音乐化的词对题材的思想深度与文学意蕴要求不高;若想当然地以为《草堂诗余》因为是流行唱本,则充斥着淫靡之音的话,那是误解。

对“曲化”与“明词衰弊”因果链的重新思考

简单地否定和漠视明代中后期词的曲化现象是不可取的。因为曲化词包含了太多未弄懂的事实,应对之做深入的追问。首先,要认识到曲化现象是词发展到明代中后期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应具有与其他现象同等的被阐释的权力和要求,它必以它独有的价值呈现出来;其次,要重新启动区别于传统的评价体系和审美标准来衡量曲化词;复次,词的曲化应从文体角度去研究和理解,特别需要厘清词与曲的文体互动的发生脉络。

李渔拟话本篇首诗词浅探

李渔拟话本的篇首诗 ,较之话本及早期拟话本 ,其随意性不见了 ,而代之以功能性的明确———概括主题 ;较之话本及早期拟话本 ,篇首诗被作者忽略的情况不见了 ,而代之以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 ,成为全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代分类本《草堂诗余》与“明词曲化”之发生

《草堂诗余》分类本肇始于南宋唱本,其性质乃应歌性,承载了众多流行音乐因素。正统评家认为明词除了两头,一直发展平平,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曲化词数量激增更验证了明词的衰弊。所谓发展平平,无非是没有创新,对旧有词学观的固守。而这种固守正从《草堂诗余》分类本的绵延过程中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此验证,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相当一部分明人在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功能的尴尬。这种尴尬引发的冲突、混乱从而造成后世眼中不敢恭维的明词情状。同时,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文人在大作曲化词,"明词曲化"接受心理何以生成并持守了如此长的时段。

再论李渔的“虚实”观

李渔所谓"实则实到底",是基于剧本写什么而提出的所谓"虚则虚到底",强调的是剧本选材如果是无所依凭即可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大胆虚构。吴梅深得李渔作剧法之精义,沿用李渔"实则实到底,虚则虚到底"之说本身已说明他的见解与李渔此句之含义并无出入,所谓"揆情度理"之补充其实已在李渔精义包涵之中了。

从“骨相仅存”到肌肤丰盈——李渔戏剧对小说重写的原则之二

李渔“无声戏”与“稗官为传奇蓝本”的提法已明示在李渔意下小说与戏剧的密切关系 ,即异中之同。但小说与戏剧的同中之异也不可忽略 ,李渔的戏曲观念与小说观念绝不能混同。李渔戏剧对小说的重写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融入了他对戏剧、小说最基本的观念。在小说细节、情境叙写与人物描摹等方面 ,揭示两大体裁的不同景观。

东北苏轼研究述评

自1980年代以来,东北的苏轼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内容涉及苏轼诗词文研究、不同文体研究、思想与哲学研究、书画艺术研究等。

徐士俊词学观的发展与明末清初词坛

徐士俊作为明清之际一位重要的词人,参与到明末清初整个词学变革的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明代末期,他和卓人月以《古今词统》开始反省明代词学的弊端并采取行动,以广开词路、纵横古今的宏阔气魄,开拓了词学界的审美视野,为清初词学进一步发展作了基础准备;顺康时期,徐士俊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词学思考,更明确了自己的词学观,其中突出词之本体特质、强调"情"与"致"的融合、词需婉丽且具风骚之旨等词说,可以说是他继续顺应词的发展时运并以此呼应清初诸词人群,也可以说是他凭借着先行者的威望在用这样的观念影响着清初词坛。

焦虑:英雄情怀与孤独意识的扭结——辛弃疾仕闽期间创作心态探析

辛弃疾仕闽期虽然短暂 ,但却是其心态发展轨迹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时期是他进行真正哲学上的自省之后的选择期 ,充满了矛盾、反复等内心激烈的冲撞。其总体状态是焦虑 ,焦虑的构成乃固有的英雄情怀与油然而生的心灵深处的孤独意识 ,相互扭结。这种特定心态决定了辛词开始转“以气胜”而为多思性 ,并由此开启了他晚年词深沉悲婉之风。而人们若正视这种“焦虑” ,会发现一方面辛弃疾这一英雄词人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 ,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焦虑”后的坚持、绝望后的抗争才使他赢得了令人信服的崇高。

李渔词本体论再议

李渔对于词本体论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然而对其词学本体论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他理论上虽然着力于词曲之间的辨析,但并不属于纯粹的本体论,其间融入词曲交融、文体通观之倾向。其词的创作亦更多融入"歌"因素,是以理论家的理性试图分清词与诗、曲的界限,却又以曲家的本色写出了大似曲的词篇。李渔词从理论到创作皆属由"明词曲化"到"清词复雅"的过渡样态。

曲兴词未亡--明拟话本所用词调与明部分词调曲化之关系考察

本文通过考察明拟话本小说中《西江月》《如梦令》等常用词调,认为从话本发展而来的明代拟话本仍部分地葆有话本说唱文学的特质,特别是在词调运用方面已形成说唱文学流行性、娱乐性、甚至应歌性的审美惯性。随着通俗文学的日渐兴盛,文人在转而为词时亦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本文发现恰是此类词调在明词中亦大多被称之为俗调,词家会不自觉地把时曲民歌风味融入其中,形成明词曲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从明“自度曲”现象以观明人“词曲融通”观念

清代以来,学界对明人“自度曲”多是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明人不解声律,所谓“自度”乃“率意妄作”;二是认为词乐失传,已无音乐依据,作品的协律性可疑。其实,通过考查发现,因对词体流行音乐文学属性意识的强烈持守和受“词曲融通”意识的影响,明人在“自度曲”创作中,不论从认知上还是创作实践中都积极向“时曲”靠拢。比较清人“自度曲”创作则又发现,同是“自度曲”,却出现明、清两代词的“曲化”之路和“诗化”之路的不同发展路径。通过“自度曲”视角,再度证明了明人对词体流行音乐文学属性的持守乃“明词曲化”的内在动因。

李渔“十种曲”关目功能探

随着戏剧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单纯的“作曲法”已经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开始向“作剧法”转变。而李渔正是这样的实现者。一个完整、周密的编剧理论体系自李渔始建立起来了。李渔“作剧法”理论的意义在研究界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李渔十种曲是如何消化自己的理论,具体到作品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在研究界还缺乏细致的探寻。本文试从关目功能一点切入李渔“十种曲”,从而揭示李渔“作剧法”的独到与精微。关目,古代曲论家更多的是使用这一词来指“情节”、“结构”。现在所知最早使用“关目”一词的是钟嗣成。

明末清初小说戏曲题材类型的相谐互借——以时事小说与时事戏、世情小说与世情戏为例

小说戏曲文体互动的一个基本表征即体现在题材类型的相谐互借上。明末清初随着小说戏曲都日渐成熟与繁荣,这种表现更加突出,不仅体现于常见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题材,更扩而至于时事题材与世情题材。本文从明末清初时事题材与世情题材的相互承续方面予以初步梳理,以证二文体经常互相参定、相互作用、同步发展的交融状况。

简议与爱情词相关的种种意料之外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爱情篇有着种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现象:爱情诗篇产生得出乎意料的早而少;爱情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出乎意料的薄弱;爱情对词体出乎意料地偏爱;爱情词表现得出乎意料的阴柔、理性、内敛;当然爱情词自有一种出乎意料的令人心醉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