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泛血缘化理论在五缘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所谓“五缘”,就是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是中国人一种群体结合方式。“五缘”文化的核心是亲缘,其他各缘只不过是亲缘的关系网络的转化和运用,导致亲缘向其他各缘转化的理论基础则是孔子“仁”学的“泛血缘化”特征。《论语.颜渊》中有关司马牛问仁而与孔子和子夏的三段对话,是儒家“仁”学理论由正式血缘向拟制血缘转化的一个经典性例证。随着孔子和子夏通过对“仁”一步一步地深入阐释,逐步化解了司马牛关于“人皆有兄弟,我独无”的忧惧心结,全面完成了“仁”学由正式血缘向拟制血缘即“泛血缘”的转化,从而使中国人的群体交往方式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

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察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一个必经环节。它的发展演变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为纠正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而日益客观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是与当时各级官学和开馆授徒的私学全面衰落 ,而士族家学却一枝独秀状况相适应的。九品中正制在特定时期是起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作用的。

从“五行”学说到邹衍“五德终始”理论的中间环节

从"五行"学说到"五德终始"理论,之间扮演着重要中间角色的不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应该是春秋末年的史墨和大哲学家老子。史墨将五行相胜学说与中国传统开放的王权更迭理论进行嫁接,为邹衍"五德终始"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五德终始说"之"德"既有对"五行"含义,即物质的本性、天性之含义的继承,又生发出君主后天修养之道德新义,这是吸收了老子《道德经》思想营养之后的结果。

“五缘”文化的价值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五缘"文化,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是中国人组成群团、处理人际关系的五种行为方式。"五缘"文化的价值理念就是支配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即孔子"泛血缘化"的"仁"学思想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最重视人际关系的构建。"五缘"文化的价值理念,具有自我为主体的格局"、克己""容人"的姿态、血缘和"泛血缘化"的交往纽带"、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等特点,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梅山教的形成及其与道教的关系

梅山教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最具有影响的民族宗教。它经历了原始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和跨民族性宗教三个阶段。作为一种民族宗教,它正式创立于唐末五代,而作为一种跨民族性宗教即完成于元末明初。梅山教是由瑶族所创立,由我国西南众多少数民族共同信仰的一种独立的民族宗教,并不是道教的一个流派。瑶族老人尤其是梅山师公死后,其亡灵都要回归梅山就是梅山教作为独立的民族宗教的最主要证据。但由于两宋以后,随着族群的迁徙与文化的融合,道教凭借着政权的力量进入梅山文化地区,一部分汉族道教移民转而改信梅山教,并进而将道教的神祇和道教的教理教义植入梅山教之中,从而使梅山教具有了浓重的道教文化色彩。

论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及其与“五德终始说”之关系

"五德终始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流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可是历来的研究者对其少有探讨。所谓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实际属于中国古老的"德"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文化传统萌芽于"五帝"时代,完善于西周,发展出"以德配天"的政治文化理论,再到春秋时期,又被总结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文化常识,而到战国重建政治秩序的帝制再造时期,阴阳学派邹衍将这一价值观念植入"五行"学说之中,从而推导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五德"循环理论。

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士大夫爱国意识之特征

本文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汉族士大夫的群体行为心态进行了分类分析 ,从而指出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各自服务于不同的民族政权 ,但支配其行为心态的政治理念均是汉民族意识 ,正由于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才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汉化 ,即所有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均被同化于汉民族之中.

如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贯穿真善美教育

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需要重建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真善美的知识教育十分必要,而进行真善美综合知识教育,历史学是最适合的。在历史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真""善""美"的知识教育,第一是利用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对学生进行求真的教育,然后要利用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和艺术功能对学生进行"为善"的教育和审美的教育,告诉他们以历史上的道德楷模和英雄人物为榜样,树立起美好的人生理想,培养好的道德操守,从而改变社会风气,重建民族精神风貌。

试论孟子的民主思想

孟子思想其实并不是为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服务的,孟子思想中有着较为系统的民主因子,过去对孟子的民主思想发掘不够。孟子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主要表现为:关于君主的选举与各级官吏的选拔、对官员行使监督的民主程序及由谁来实现这一切民主权利,即民主实现的主体等。

论原始道教形成的两大源流

原始道教的形成有两大源流:一部分为知识士人,属于思想信徒,主要参与对原始经典的创立,利用两汉的社会危机,提出一整套救世方案,即原始道教经典,他们首先试图利用这部经典投靠上层,劝说最高统治者进行政治改良;而另一部分即为下层民众,属于实践信徒,长期活跃在民间,传播神仙术,起着宗教组织者的作用。两大源流原本互不交接,但当知识道徒多次向最高统治者进献救世经典均遭拒绝之后便走向了民间,以民间的神仙教信徒为基本信众,进行传经布道,发动教徒掀起武力夺权的暴力革命,民间信徒即利用其教义进行广泛宣传,从而使信教队伍迅速扩大,原始道教正式形成。

中国国民群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关系考察

关于中国国民群体意识是“内聚”还是“内耗”,中华民族凝聚力强还是弱,这是一个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通过群体交互行为的交叉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强,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一个基本结论,但其作为社会整合的条件是脆弱的,它依靠的是外在的压力和内部绝对权威的刚性统治,只要外在压力一解除,绝对权威一辞世,动乱就有可能到来,权威和动乱构成平衡社会发展的两个砝码。

汉代太学入学方式演变考察

西汉中央官学设立之初,学生分两种方式入学一种由太常直接选择,称博士弟子员;另一种由郡太守选送,叫“得受业如弟子”者。太学入学方式的重大变革开始于王莽主政时期。改革的结果一是使太学生入学人数急剧扩张,二是使官僚贵族子弟可免试进入太学。东汉继承了这一做法,导致博士弟子正员主要由官僚贵族子弟所垄断,而免试入学的放开又使名士推荐入学和“游学”成为太学生入学的主流。这一变化对东汉中央官学发生重大影响。一是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终于引发东汉末年的学潮和“党锢之祸”,二是“游学”风气造成太学生鱼龙混杂,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开放的王权体系:政权转移的中国古代路径

与古代日本和西欧中世纪封闭的王权转移体系比较,中国古代的王权转移是一种全面开放的体系,这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条独特的政治文化路径。该路径是在经历了秦皇朝封闭体系的试错过程之后才稳定下来的。中国古代在王权转移上为何会走上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路径,形成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和主观能力,并不太注重血缘世袭的"德政"文化传统?归根结底取决于两大因素:其一,中华的主体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所需要的直观经验,形成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缺少形而上的思辩性的哲学观,从而崇拜世俗权威,重视主观能动性;其二,中华文明初期就形成了"中原地域中心"观念,使得各原始部落族团展开了对中原地域的持续争夺,形成了中原历来的统治者不是中原原住民的传统,中原成为移民文化的渊薮,民族文化融合的熔炉,从而为重视道德修养和主观能力预留下发展的空间。

“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范本

"重农抑商",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一个既定政策,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用力甚多。传统观点认为是儒家的主张,如果笼统地说,也不错,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一言以蔽之曰:儒学。但如果认真分析,其实不尽然。先秦的原始儒家是不主张"重农抑商"的,"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只是到秦汉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而土地兼并的主体又由官僚地主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商人地主为主,"重农抑商"这一法家的主张便被儒家承接过来。

秦、晋法家文化之比较

秦晋两地都对法家文化做出巨大贡献,即三晋之地诞生了当时中国一批最杰出的法学理论家,创立了法家学派,而秦国即为法家理论的实践做出了卓越贡献,变法改革在秦国的成功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相同点乃在于二者有着共同的戎狄文化背景;但三晋能够产生出卓越的法学理论家,变法改革却不能取得最后成功,秦国在变法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就,而在法学理论方面却毫无创建,其中差异即由于三晋文化中深厚的人道主义、道德观念和自由主义背景,而秦国人民的文化素养低下,对事物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阶段,而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等多种因素。

从历史上三次文化交流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至少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周蛮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交流,融合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结果是汉代新儒学的形成,传统文化呈现出新的活力;第二次开始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其结果是宋明理学的形成,传统文化再一次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第三次开始于清代后期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东传,融合还未结束,争论还没有结果,但从中西文化比较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优点在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观念文化层面。因此,要想成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应该将西方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嫁接到中华传统的观念文化之上,构筑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体系。

“绝地天通”与巫史分职

重、黎"绝地天通"并不是民政与宗教职务的分开,而是远古神职人员的一种内部职责分工,而后又发展为巫、史的职能分工。而这种分工又与早期巫师的人神交流方式有关,初期巫师的人神交流主要通过神灵附体来实现,因此,黎的职责更多地是对巫的神秘语言的解读。但随着文字的诞生以及巫的人神交流更多地通过占卜来完成,黎的职能由此转化为史官的职能。殷商时期一个完整的卜辞体现了巫、史职能的完美结合。但由于周革殷命,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路线转向了道德的方向,阻塞和中断了原始宗教向成熟宗教的演进。这一转向导致了巫、史职能的最终分离。

秦、楚文化对战国至秦汉统一格局影响之比较研究

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中胜出,完成了其大刀阔斧的基本统一框架,开辟了千古一帝的君主专制政权;而楚却能够在灭国10多年之后,痛定思痛,奋发有为,实现凤凰涅槃式的角色转换,完成了精雕细刻的最后统一程序,建立起长达400余年的刘汉王朝。秦、楚两国之所以在统一中居于不同的历史地位,乃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佛教初传中国的途径讨论

佛教在汉代最初传入中国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存在南传和北传两大系统,其中南传系统又存在东南海上传入和西南陆路传入两条路线。两大系统在传播载体、传播者身份和传播者对佛教的态度等多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导致佛教在南北两地的传播效果不同,最后形成了佛教传入中国只存在西域唯一路径的看法。

“百家争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比较研究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两个最为伟大和辉煌的时代,前者成功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古代发展路径,后者则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对这两个时代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两个时代在新旧路径选择的异同点,从而使我们可以从第一次路径选择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