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检察监督模式:实践困境与调适进路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检察监督制度是律师执业权利受阻时的重要救济途径。该制度十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经过多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细化和完善,目前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可具体展开为规范依据、案件来源、受理条件、办理模式、监督手段等五个方面。与此同时,该制度在规范与实践层面仍面临以下困境: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与实效悖反;过度依赖控告申诉,抑制检察监督效能;受理条件设定不甚合理且部分过时;案件化办理模式可能影响救济效率;监督手段缺乏刚性且类案监督不足。这些问题是该类检察监督案件数量偏少的重要成因。为激发该制度活力,推动其从纸面进一步走向实践,首先应当提高主要规范的效力并修改律师控告申诉的受理条件,其次应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能动性并适当吸收办事模式的合理因素,最后还要创新监督手段以增强监督刚性。

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国标检测法的改进研究

针对GB/T5009.33—2003食品中硝酸盐与亚硝酸盐检测方法的样品预处理过程复杂、耗时长等问题,改用天然高分子絮凝剂W-3取代原有蛋白质沉淀剂——亚铁氰化钾和乙酸锌,不但节省试剂,且显著缩短处理时间。用改进后的方法测定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含量,检出限较低,回收率高,与国标法对比,相对误差低于3%。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证明——从推定到综合认定

关于帮信罪中“明知”的认定和证明,司法解释经历了从推定到综合认定的转向。该罪中的推定是可反驳和允许性的推定,其目的在于降低证明难度;而综合认定是一种证据审查判断方式,意在防止因证明过程简化而简单客观归罪,从而实现审慎认定。故综合认定对推定规则的适用具有限制和规范作用,在符合推定情形时,依然要用综合认定对推定的作出加以检验。推定属于证明过程的中断,并非证明方法本身,因而只能从外部有限地指导“明知”的证明。综合认定的性质及其内含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要求对“明知”的证明采用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从整体上评价现有证据能否与“明知”的主观心理相契合。

启示与借鉴:刑事合规两大基础问题研究

刑事合规可溯源于美国企业合规制度与实践,其后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并成为企业合规的主流。在各国引入刑事合规之前,存在两大基础性理论难题,一是刑事合规的适用对象,二是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路径。前者决定了是否有必要引进和改造刑事合规制度,后者关系到刑事合规制度能否有效发挥作用。文章梳理各国的刑事合规实践并分析制度背后的法理逻辑,立足于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结合当前的刑事法理论,明确我国刑事合规的对象是企业,也即刑事合规不能预防员工犯罪而只能用于预防企业犯罪和再犯,由此衍生的应然制度逻辑是在刑事诉讼法中建构刑事合规制度,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与价值。

论网络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的采信——以游戏外挂类案件司法裁判为样本的分析

网络电子数据的鉴定和采信在追惩网络犯罪中具有关键作用,然而从游戏外挂类案件的司法裁判来看,法院多数视鉴定意见为结论而直接予以采信,缺乏充分的说理。该类案件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审视《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订为鉴定意见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严格遵循鉴定意见采信的法律规范,同时借鉴科学证据采信的基本原理,通过庭审程序的对话性和论证性,发挥证据调查与辩论的应然功能,强化法官在鉴定意见采信中的“守门人”角色。在定格游戏外挂类案件电子数据鉴定与采信的个性的同时,也可经此发现网络电子数据鉴定与采信的共性:认真对待网络电子数据的鉴定与采信,珍视其中的程序价值,推进基于技术理性的科学知识的论辩和共识,实现鉴定意见的可接受性。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反思与法理回归

作为被害人权利救济最重要的机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指在同一刑事诉讼程序中,同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尽管这一制度历经数次修法的不断完善,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根源在于对附带民事诉讼依附性和独立性的认识,而认识的背后则是法律家长主义与自我决定权的斗争。不仅如此,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些安排还体现出效率优先的考量。因此,有必要从法理层面厘清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性,把握自我决定权和法律家长主义之间的张力,并且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同时,继续着力解决执行难问题,避免符合法理的判决落空,保障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