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即人的生成——作为卢梭生物学神学论纲的《爱弥儿》

《爱弥儿》作为一部关于人和创造人的教育著作,充斥着浓厚的自然神学色彩。教育的本义是指人的生成,是人在受教育过程中依循上帝造人意志的充分展开。围绕上帝的造人意志,卢梭在《爱弥儿》中构建了两条相互缠绕的论述路线:一是以生物形态学的方法描摹人的长大,二是以自然神意论的方式设计人的原型。前者充满一种有机论色彩,凸显教育中人的生长和涌现;后者体现一种目的论特征,规定教育中人的出生和样态。这两条相互缠绕的论述路线,构成了整个爱弥儿自然教育方案的神学底色。《爱弥儿》不是一本纯粹的教育小说,而是卢梭有意筹划的生物学神学论纲,是卢梭仿制上帝如何造人的一部新《圣经》。

论道德教育的社会图像——一种对于道德教育发生过程的卢梭式观察

道德教育的社会图像是指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有着独特的社会构造和发生方式。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不是直接让人学习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将人放置在一个由宗教、家庭和政治构成的连续体中,以便让人真正理解宗教的自然法则、家庭的爱欲原则和政治的契约规则。自然宗教、原初家庭和公共政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事实,滋养了人的本性和行为,也让人在连续的经验世界中接受了一套完整的道德教育。卢梭在《爱弥儿》第四卷和第五卷中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了这样一个连续的道德教育过程,深入诠释这一过程有利于我们对道德教育的社会性质和存在形态形成新的认识。

劳动、劳动集体与劳动教育——重思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的内容与特点

无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还是开展健康的劳动教育本身,重温苏联教育思想家马卡连柯和苏霍姆林斯基有关劳动、劳动集体、劳动教育的论述都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工作。两人认为劳动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关于劳动集体的认识上,两人主张劳动集体是劳动教育的目的、对象和手段,因此要为了集体、在集体中、通过集体来开展劳动教育;而在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上,两人强调劳动教育旨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培养劳动者。认真学习、充分挖掘马卡连柯和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对于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教育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教育现代化观念的理论构造及其反思

当前的"教育现代化"观念在理论构造上受制于一种二分法的窠臼:一是传统社会教育必须实现向现代社会教育转化,二是落后国家教育必须实现向发达国家教育转化。这种转化强制会使得"教育现代化"观念带有潜在的危险性,其容易营造出一种进步主义色彩的观念想象与理论神话,也可能会带来激进主义色彩的教育革命与社会革命。鉴于这些潜在的危险性,当前的"教育现代化"观念理应受到必要的反思。对于教育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摆脱西方发达国家教育话语的宰制和支配,解放被遮蔽的自我意识,实事求是地推动本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建构一种本土式的"教育现代化"观念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卢梭为何将洛克视为理论对手?——重思《爱弥儿》写作的社会背景与问题意识

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对洛克的《教育漫话》提出诸多批评。在卢梭眼里,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其试图培养的绅士本质上是一个追逐私人利益、实现自我保存的布尔乔亚。为此,卢梭不得不将洛克视为理论对手,并撰写《爱弥儿》来回应如何才能培养出真正有道德的人。深入分析卢梭与洛克之间出现思想分歧的原因,需要重新思考卢梭当时写作《爱弥儿》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以及相应的问题意识。就社会背景而言,卢梭撰写《爱弥儿》是因为他觉察到18世纪法国社会民情和道德风尚的整体败坏及其布尔乔亚根源;就问题意识而言,《爱弥儿》作为卢梭心目中的人性拯救方案,旨在应对现代人的布尔乔亚化,以及发现和培养可以组建道德社会的道德人。

爱弥儿是谁?——教育学情境中卢梭教育思想研究的理论分歧及其澄清

以往教育学情境中的卢梭教育思想研究在"爱弥儿是谁"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理论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爱弥儿是自然人,另一种看法则主张爱弥儿是公民。导致理论分歧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对于《爱弥儿》这一文本进行了选择性解读,以及受到高度复杂的《爱弥儿》文本结构和微言大义的卢梭式写作方式等因素的干扰。然而,自然人抑或公民都不是"爱弥儿是谁"这一问题的准确解释,培养立法者可能才是卢梭所抱持的真正教育意图和隐微教诲。立法者既是卢梭为爱弥儿取名的真正用意,也是导师卢梭与学生爱弥儿形成复调关系的人格纽带,亦是《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形成文本联系的重要环节。

从纪律到规训——对涂尔干与福柯教育思想的内部观察

从纪律到规训的思想史演进是从涂尔干到福柯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缩影,其存在着一种断裂与连续并存的实质联系。断裂主要表现在涂尔干和福柯关于纪律的社会后果上的内在分歧,即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还是生产温驯的规训肉体。但这种断裂又恰恰体现了涂尔干和福柯各自教育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即合理限度的纪律概念和寻求承认的规训概念之间的内在统一。需要强调的是,寻求承认的规训概念标识出福柯晚年的思想转向,这个时候的规训概念已经隐匿地吸收了涂尔干纪律概念的合理成分,这就意味着:福柯晚年的规训理论不再是反抗的教育学,而是和解的教育学;不再是冲突的教育学,而是承认的教育学;不再是解构的教育学,而是重构的教育学。从纪律到规训的思想史演进充分体现出批判与继承是真正的思想家面对思想史的基本立场,也是思想生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把握住纪律和规训的实质内涵和内在联系,有利于当前各自研究领域的进一步自觉。

中国公民教育研究述评(2011—2015年):取向、对象与方法

在2011—2015年间,我国公民教育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从既有的研究文献内容来看,公民教育研究在研究取向上出现理论诉求与实践诉求的交汇,并形成了各自的研究问题;而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分立的局面。总的来看,我国公民教育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队伍初现雏形,学术交流逐步展开,理论研究框架、研究领域与研究路径日益成熟。伴随着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形成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公民教育研究将指日可待。

论当前教育现象学研究对现象学的背弃

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是"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事情本身"的方式是本质直观,是超越经验意见而到达本质观念。当前的教育现象学研究往往把狭隘的经验主义和现象主义奉为圭臬,并认为教育现象学研究就是对教育经验和教育现象的体验描述,这实际上是打着现象学的幌子而将现象学等同于或降格为经验研究,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象学自身的背弃。总的来看,纯粹的教育现象学研究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描述经验中的教育现实,更不是日常教育生活的体验研究,而是一种致力于通往"回到教育事情本身"的研究态度,其归根结底是一种探究本质的研究精神。把握住现象学研究的实质内涵,有利于教育现象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自觉。

卢梭的儿童观为何是教育史上的一次哥白尼革命?——重思卢梭儿童观的内容和特点

卢梭的儿童观作为教育史上一次哥白尼革命的地位正在遭到质疑。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并非卢梭的首创,其只不过是一场因崇拜卢梭而虚构的人造神话。然而这样一种质疑忽视了卢梭儿童观的真正革命性,即一种上帝为教育立法的神义论原则。在卢梭这里,其试图将上帝的造人意志引入对儿童自身特性的理解,并将其聚焦到儿童身上的先验善意。先验善意作为儿童身上最初的自然性,是一种先于经验并超越于具体经验的原初意志,亦是人最先被造物主所赋予的东西。卢梭儿童观的最大革命性和特殊性就在于重视并依循儿童身上的先验善意,这既体现了上帝为教育立法的原则,也意味着现代教育有了真正的神义论基础。充分思考和澄清卢梭儿童观的内容、特点和影响,有助于推动丰富、多元的卢梭教育思想研究图景的形成。

透明与幽暗:爱弥儿与卢梭混合意象的教育学阐释

与《忏悔录》类似,《爱弥儿》同样是卢梭本人的一幅自画像。爱弥儿作为一个卢梭想象出来的教育样板,其并不是一个透明的灵魂意象,而是隐藏着大量不容易被发现的幽暗底层。在爱弥儿身上,卢梭有意构造出各种叙事结构,以实现一种既真实又虚构的想象性演练。无论是爱弥儿与卢梭之间表层与潜在的复调关系,亦或卢梭与爱弥儿之间真诚与反叛的变形结构,还是两人之间基于恋母情结与造父意图的政治性血缘,这些都反复提醒我们在研究《爱弥儿》的一开始,不能忽视卢梭自身的人格特点和精神品质。爱弥儿既是卢梭的学生,也是卢梭的孩子,更是卢梭本人的颠倒。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爱弥儿式卢梭与卢梭式爱弥儿的混合意象中,我们才可能真正捕捉卢梭的教育意图以及整部《爱弥儿》中各种隐遁的计划。

论教师评价实践的规训机制及其发生

当前的教师评价实践虽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口号,但却隐含着一套严密的规训机制。从作为被规训者的教师视角来看,存在着时间和空间层面的规训技术,以改造教师的身体;从作为规训者的管理者视角来看,出现了层级监视系统、微型奖惩制度、标准检查技术等规训策略,以收服教师的心灵;而从规训情境视角的具体运作来看,发生着全景敞视和自我监视的相互配合,以驯化教师的行为。标识出教师评价实践的规训机制及其发生,有利于提醒教师觉察到教师评价自身的权力痕迹,也有利于促使管理者形成对教师评价自身的理性自觉。

论教育规训中的身体

身体是福柯教育规训思想的焦点,通过身体生成及其治理来考察权力机制的具体运作是福柯的重要意图。具体到学校的实践事务,学生的身体将是学校权力刻画的表面,学生的身心问题则是学校权力刻画后留下的痕迹。把握住教育规训中的身体概念,就是要揭示现代学校围绕学生身体而建立的权力技术机制,而这一机制主要表现为监视学生身体的技术、惩罚学生身体的技术和考核学生身体的技术。在今天教育学的理论构建中,理应给予身体在教育学研究中的位置,明确身体在教育学研究中的意象,彰显教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

学校与规训社会的诞生

现代学校本质上是一个规训社会,规训性是学校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其规训性表现为知识的规训、道德的规训与人的规训。规训性的后果在于使现代学校为整体规训社会的形成提供技术性条件:人成为工具化的机器;人可以适应社会的全景监视机制。因此,学校与整体规训社会的诞生有着紧密联系,现代学校为整体规训社会的诞生提供雏形。

现代公民教育的自然性基础——以爱弥儿作为教育样板

现代公民教育的自然性基础是指任何一种形式的公民教育都不能只是单纯依靠社会和学校来完成,而是需要一种非社会性质的自然教育作为前提和准备。这一点在卢梭的《爱弥儿》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卢梭认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本质首先是人的自然权利,然后是人的各种义务和责任。人并不是天然的政治性动物,发生在人身上的公民教育并不是一开始就要让人直接进入社会,而是在这之前需要让人经过一段在社会之外的自然教育。为此,卢梭将爱弥儿视为理想的教育样板,筹划了一个从自然人到公民的完整教育方案,并将公意作为调和爱弥儿身上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人造纽带,最终将爱弥儿培养成一个在人性发育上充分健全的现代公民。由此,回到和理解人原初的自然性,以一种人性平衡术的方法和眼光来把握人身上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分寸感,是一切形式的现代公民教育都要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

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是指儒家教育被提炼为一种具有观念霸权地位和政治设计激情的教育观念,并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境建立起一种相互调适性的意义关系。具体而言,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构成了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建构的两种路向。在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现代儒生;在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君子公民。然而,无论是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其在社会实践上均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儒家教育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学科实践上可能会导致儒家教育研究陷入固定的理论言说方式与儒家情结之中。鉴于此,实现儒家教育研究的去政治化、去理想化和去激情化,从而回归日常的教育现实和理性的研究态度,是破解当前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重要路径。

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洛克《教育漫话》中的绅士及其教育

《教育漫话》一书虽在1693年才正式出版,但这些私人书信主要写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前,尤其集中在1684年至1687年。这意味着《教育漫话》可能并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教育论著,更是一本与《政府论》发生内在联结的政治著作。前者强调了人民如何形成配享革命的能力和资格,而后者承认了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和权力。回到《教育漫话》的文本内容以及洛克创作这一文本的历史语境,可以清晰地看到洛克关于绅士教育的论述与他对于辉格党人革命的期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份革命前夕的教育行动指南,《教育漫话》旨在培养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无论是绅士教育体系的世俗和功用色彩,还是洛克对于事业家政治才干的期许和重视,抑或洛克在论述方式上的克制和谨慎,这些都透露出洛克的绅士教育其实是在发现和呼唤潜在的革命者,以求塑造出那种具有治国能力、进退皆宜的政治领袖。

再论作为方法的教育学

作为方法的教育学是教育学作为一门完备性学科的应有之义,区别于当前存在的两种教育学状态,即作为课程的教育学和作为理论的教育学。作为方法的教育学,或教育学自身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其主要指教育学将回到学科原理本身,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学科经验乃至眼光,从而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种独特的学科知识图景。而其所要完成的基础理论工作主要有:开展教育学内部的知识学清理;实现场外理论的教育学理论化;构建教育学的知识谱系与思想谱系。立足于此,教育学将有望摆脱自身的学科困境和改变自身的学科形象,并有可能成为本世纪最主要的中心学科。

历史构图与方法图景:探寻教育史的本体与写作

教育史的本体内涵与写作形态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这将关系到教育史学自身形象的改变。针对"什么是教育史",教育史本体的历史构图显现为教育历史事实、教育历史认识和教育历史语言。针对"如何写教育史",教育史写作的方法图景表现为客观形态的教育史写作、思辨形态的教育史写作和叙述形态的教育史写作。把握住教育史的本体与写作,有利于教育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自觉。为此,教育史研究者需要拥有历史哲学的立场和技艺。

从爱弥儿到罗伯斯庇尔——书斋之外的卢梭思想效应及其反思

《爱弥儿》不只是一部教育论著,更是一部政治论著。《爱弥儿》一书的最大政治性特征就在于,卢梭试图将爱弥儿培养成一位立法者。由于卢梭旨在让爱弥儿成为公民群体中那个最为特殊的立法者,这使得在爱弥儿身上发生的教育自始至终都带着强烈的政治性倾向。而这个作为立法者的爱弥儿形象,最终得以人格化和现实化,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领袖罗伯斯庇尔。面对这样一种书斋之外的卢梭思想效应,除了要认清爱弥儿式教育具有极端放大教育政治功能的潜在危险,更是要看到其本质上是一种反民主性质的精英教育学。为此,现代社会需要建构一种民主情境的制度教育学,才能真正实现对于卢梭式爱弥儿教育的内在超越,以推动现代教育的合理发展和稳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