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制宪权解读

日本和平宪法是在占领军主导下制定的,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时常遭到质疑。这是目前日本宪法出现和平主义危机的直接诱因。"强加宪法论"、"新老两代人交替论"等修宪主张立足于人民制宪权立场,但人民制宪权蕴含着极权主义陷阱、不能为宪法秩序的建构提供稳固基础。从权力来源来看,国际法限制战后制宪权是基于二战时期日本犯下的国际罪行。宪法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价值规范,国际法为制宪权划定底线与主权独立并不矛盾。从制宪过程来看,国际力量的中立地位和制度经验积累,使其具有了为战后日本立宪的独特优势,其权威地位得到了日本人民认可,确保了宪法持久的正当统治。国际法与宪法规范在价值上具有同构性、国际力量的制宪权威确保了日本战后制宪目标得以实现,这为辨别日本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论《反恐怖主义法》中武装力量出境反恐的规范含义

"9. 11"事件后军事反恐手段的引入与恐怖主义问题的"安全化"有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反恐怖主义法》第71条第2款奠定了法理基础。从规范体系出发,应当将我国的武装力量出境反恐定位为一项国际合作活动,服务于国家反恐战略的总体需要,秉持谦抑性、必要性的应用原则。结合相关的国际法要求,可以基于"请求-同意"原则、国家自卫权、联合国授权等原因适用第71条第2款,有时还要分析恐怖组织所在领土国是否"不能-不愿"采取有效行动的问题。在制度运行机制方面,应当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决策武装力量出境反恐事务,《反恐怖主义法》为多元化的任务需求、灵活的分工负责机制和高效的协同保障机制预留了解释空间。

法治视野下宪法义务命题的对照与反思

经过长期的争论反省,宪法义务的规范命题已得到初步确立,这一过程由澄清宪法义务法律关系的独立性、赋予宪法义务规范权利保障价值、挖掘宪法对法律的约束功能完成。近年来,围绕法律义务的社会议题不断出现,构成观察宪法义务规范的现实视角。法治为研究宪法义务的规范建构提供了视角,它应以完善形式为要点,谋求强势改革与宪法权威之间的平衡。挖掘本土化的宪法解释资源是宪法义务法治化的核心。

宪法原理视野下的日本“自卫力解释”

"自卫力解释"是日本自卫队的宪法解释学基础,它不仅违背宪法规范含义,在解释基础、技术、权限方面存在问题,更与宪法原理存在深层次矛盾。日本国宪法扬弃了近代立宪主义以控制军队为核心的理论范式,直接否认了武力对抗的有用性。将宪法第9条置入由序言奠基的规范体系中进行阐述,构建"防御型军队"的主张违背宪法精神实质,不具备合理性。军事权的正当性不能从《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中倒推出来,只能缘自宪法授权。"自卫力解释"混淆了制宪权和宪定权,是对宪法主权的僭越。

论体育行政规制的目标和原则

行政规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是有效和有限的。本文从行政法治的视角出发,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体育法领域现有规制制度进行了梳理,认为存在规范体系残缺、规制主体不清、权力越位与缺位并存等问题。针对我国体育市场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应在有效、有限的范围内实施体育行政规制,遵循公益性、补充性和社会性原则。

宪法中“公民赡养扶助义务”的内在价值析论

在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观念下,"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的研究立场、权利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使公民赡养扶助义务条款的立宪价值、规范性长期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共同体基本规则观念的导入将家庭纳入宪法学的理论视阈中,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非文本主义的传统研究提供了视角。在这种观念下,人的社会性成为宪法秩序的基石,义务规范作为共同体成立的基础,与权利规范具有同等价值。家庭在共同体结构中具有基础性意义,是宪法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赡养扶助义务条款凸显我国宪法鲜明的传统文化底蕴,体现出家庭内部的自足性价值,具有巩固国家正当性的功能;是国家对次级共同体的必要调整,为实现人权保护在不同共同体之间架设起桥梁。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彰显了宪法的上述价值。

紧握部队建设的法治抓手

习主席强调：＂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我们的治军方式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实现治军方式＂从单纯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转变,从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条令条例办事的根本性转变＂的要求,既为新时期部队法治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也是对党员干部创新工作理念、转变工作方式发出的最高号令。是否将这＂三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内化于心、固化于制、

情境预防视角下的军队预防犯罪工作

情境预防旨在通过设计、调整和改造犯罪赖以发生的客观外部环境来预防犯罪,与传统模式相比具有直接性、经济性、便捷性、高效性的特点。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环境和严峻的预防犯罪形势决定了情境预防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在军队当中,法纪警示教育、人员管理控制、技术防范、安全检查等措施都能发挥情境预防的功能,主要是戒除侥幸心理、消除作案时机、限制作案手段、增加作案难度、营造防卫空间等。要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在情境预防基础上还应辅以社会预防、司法预防和主观改造等手段。

军事司法的建构基础与类型化分析

对军事司法的理论认知可概括为管理工具论、司法权延伸论和调和论三种模式,三者以界定权力本质为研究基础,缺乏共识、难以推进。通过强调活动形式的司法性,聚焦于军事司法这一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程序法与军事社会的共融问题。不同于普通司法,军事司法与救济对象的公法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其特殊性在于,军事司法权与军事指挥权在权力对象上是一致的、在法益上联系密切,因此在前者的制度设计中必须将后者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两种权力作用方式的不同,将军事司法划分为四种类型,并着重探讨介入军事法律关系的军事司法权、保障军人一般社会权益的军事司法权两种制度类型的正当性基础、职权范围和制度设计问题。

军事法学学科分析范式的构建

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误解了军事法的行为规范本质,规范分析应当成为军事法学的主业,它是澄清军事法的准确含义、实现其正义评价功能的前提。建构军事法学的分析范式有赖于从逻辑基础、价值源头上探究"何谓军事正义"的问题。军事领域的价值判断是围绕"暴力"与"权利"二者展开的,需要在公共性的军事手段与个体性的军事牺牲之间进行平衡,军事正义是基于权利理由而对暴力手段的正当化证明。军事法可以被视为"限制军事暴力"这一价值命题的实证化,基于限制的层面不同可以将其归入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法、军事宪法、狭义的军法四个范畴。军事法的具体内容大致由四个要素决定,即特定主体的正当权利、可能遭受的暴力侵犯、合法的武力授权、授权范围蕴含的目标/代价平衡。借助"军事法秩序"提供的规范语境和知识体系,军事法学能发挥不可或缺的法律解释功能。

论宪法上军事权的范畴、制度与原理

宪法上的军事权规范既是军事法治的基石,也是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层次反映出宪法价值、军事规律二者的结合。军事权的研究价值取决于军事暴力与意志、主权之间的特别关联,宪法上的军事权具有判定政治存在、维护立宪价值两方面要素。从军事功能、法律关系出发,可以将相关规范归入武力启动权、最高统帅权、军队指挥命令权、国防建设权四个范畴。通过比较分析,宪法对不同职权的规范内容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制度层面,这可以归纳为议会中心主义、文官治军和过程性控制三项原则。结合宪法原理,可以挖掘其背后的主权构造、理性预设和价值来源等。

程序裁量视角下的证券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范分析

借助于在调查阶段的程序嫁接,《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赋予证监会自主选择以行政处罚或是适用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即通俗理解的“行政和解”)进行执法的裁量权。第一百七十一条蕴含的程序裁量权,催生出行政处罚、适用承诺制度两种行政作用方式协同配合、共谋监管执法目标的现象,蕴含着不同主体、多元权利义务相互交织的复合型法律关系。国务院2021年制定的《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大幅度放宽了前期试点阶段“行政和解”的适用条件,在强化程序独立性、提升执法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同时,实现了新制度与原有行政处罚制度的有机融合。承诺制度使整个证券执法过程在规范体系、价值追求、与涉案当事人的关系、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变化。

武警部队协助执法制度的特征、性质及定位

武警部队协助执法,是由武装力量对行政、司法机关一般性执法活动提供帮助,促成执法目标实现的行为。协助主体的军事性、活动的辅助性、法律调整的专门性是该制度最主要的特征。基于武警部队职能范围、领导体制的双重性,对于协助执法权乃至武警职权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着行政权、军事权两种分析路径,其中军事权路径在论证思路、现实解释力方面更为恰当。从军事权视角,武警部队作为我国危机预防、处置的专门力量,其协助执法权可被视为在一般状态下基于危机预防目的而运用的最低层次紧急权。协助对象的高度危险性、预防的必要性成为权力的正当性基础。

论妨碍证券执法行为的认定与责任——新《证券法》第218条的规范分析

新《证券法》明确了妨碍证券执法行为的性质和行政责任,其可追责性源于证券监管机构监督检查、调查职权强制性,包括所妨碍的执法主体、执法活动的属性以及妨碍行为的方式等构成要件。认定中应当把握妨碍执法行为与规避调查行为、一般抗拒心理的区别,与隐瞒、篡改相关文件资料的联系和区别,明确单位实施该行为的认定要点,辨析执法程序瑕疵对认定的影响。同时,应当结合具体情形,厘清违法行为责任及与并处治安管理处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