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研究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制度,初以税粮多寡定政区等第,从而决定官员品级的不同。洪武十四年(1381),又根据税粮、地理位置定繁简之例决定官员考核。嘉靖年间,杨允绳提出按照府州县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分三等授官,至隆庆元年(1567)统一划分政区等第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对明代府州县“繁简”情况记载的统计,冲、疲、事繁、赋役繁重之地多集中在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等省,其中运河沿线的府州县尤为突出。实际运行中,明后期多以官缺“繁”“简”来决定官员的选任,但在掣签法实行之后,根据政区等第授官的制度并未继续执行。明代政区分等制度对清代产生较大影响,明清两朝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积跬步以至千里--十部年会论文集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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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区分等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历代政区分等制度,自秦汉至1949年一直实行了两千余年,分等对象主要是统县政区和县级政区,分等标准呈现出由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发展的大势,其中户口数一直是政区分等的重要指标,提高首都与边疆的政区等第是常用做法,从唐宋开始进行等第动态调整,清朝认识到等第要保持总量平衡。这些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借鉴价值。当前政区情况复杂,不同市、县在各方面差异较大,历代政区分等制度可以提供借鉴与启示。秉承古为今用原则,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本文提出地级市可分四至五等,县级政区可统一分为上、中、初三等的建议,为当今政区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清代州的政区分等与知州选任的量化分析

清朝于雍正年间创设政区分等制度,直隶州、散州作为统县政区与县级政区,虽数量不及府与县,但其政区分等及知州选任均各具特色.借助新修《清史·地理志》中新整理的州的政区分等数据,可知直隶州缺分集中于要缺和中缺,而最要缺和简缺较少,体现出直隶州在府级政区中较为适中的地位.一般而言,直隶州、散州的"冲繁疲难"与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的对应关系较好;不合理想制度设计的特例占比,直隶州为15.4%、散州为19.4%,绝大部分与苗疆缺、沿河缺、边缺等特殊官缺设置有关.直隶州知州中题调缺占比82.1%,比例远超过府,这与清朝政区分等之初直隶州全部设定为督抚题调有关,后虽部分改为部选缺,但题调缺大多保留了下来.散州知州题调缺比例也达到45.1%,为督抚所掌握.州的这种缺分结构使得知州成为知县晋升较为重要的去处.通过提取《缙绅录》数据库300余万条记录中37320条直隶州、散州知州的记录,追踪其来源、升转与最终任职,证明知州多来自于地方晋升而非京官外放,与知府有很大不同,且晋升来源中知县比例最高.在研究县级官员晋升乃至整个地方官员流动体系中,知州理应引起学界更多重视.

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研究

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原是为避免官员因事出缺造成官位空悬而制定的,主要分为实缺州县官兼理、调署以及候补试用人员署理等形式,用以维系地方政府正常运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制度的运行,弊端日显,雍正年间已出现督抚任意调委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侵蚀了皇帝和吏部的人事权;嘉道年间问题愈加严重,主要表现为实缺官员调署过多、佐杂常年委署正印、以“代理”为名长期署理、借由署理逃避处分。清廷虽通过制度调整予以因应,但未能改变署理成为晚清州县官选任的主要方式这一趋势。州县官署理制度的演变对于清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演变的具体原因既有署理制度本身的复杂性、督抚借由署理调剂官员以及朝廷对署理缺乏监督等,也与清朝财政结构和官员数量的制约有关。

清代月选掣签制度考论

明代吏部尚书孙丕扬行掣签授官之法,用于官员铨选之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部铨选制度的不足。清代在文官月选中沿袭掣签授官,并成为定制,掣签的时间、地点、对象与明代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且为了防弊,增加了监察官员监掣、九卿验看、皇帝引见等一系列措施。为了能使人地相宜,清代又制定题补等其他选任方式,以补掣签授官之不足。掣签授官制度虽保证吏部掌握部分中下级外官选任的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选官的公平,但却与量才授官、人地相宜的用人原则存在本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