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淼:"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法"到底是指什么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这里所"依"的"法"到底是指什么?是否所有的上级文件都是“法”?显然不是。我国的法规体系,包括国家法规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和军事法规制度体系。

关于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的若干问题

行政法上的“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设定的13种处罚手段之一,与罚款、没收非法财物一起构成了财产罚的类型。但它到底属于“行政处罚”还是“行政收缴”向来存在争议,而且《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直将它定性为“收缴”措施。文章指出,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人进行行政制裁的行政行为。“制裁”的本质特征乃是让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额外地付出代价,而不仅仅是对违法状态进行修复。《行政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必须并轨,统一将“没收违法所得”定性为“收缴”行为,并作为行政处罚的配套措施。此外,还对“违法所得”的计算标准、没收违法所得与没收非法财物的区别,特别是对“违法所得”的收缴权与处罚权,以及对收缴权与退赔优先权和税收优先权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好的处理和阐述。

我国政府信息共享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行政法学为视角

政府信息共享是伴随着政府分工细化、公共行政改革和信息技术进步逐渐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在科学数据、行政规制和行政给付等领域取得显著进步,对于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提高政府监管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陈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共享也暴露出共享主体积极性不高、共享的有效性不足、共享的可操作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使信息共享的发展陷入困境。当前,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政府信息共享提出的新要求,只有结合法治政府的建设,对政府的行政职能、组织体制和运转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才能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共享开辟出一条脱困发展的有效出路。

行政责令行为法律规范分析及立法规范

责令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现行法律中,责令行为规范可分为司法责令规范和行政责令规范。行政责令规范可进一步分为内部行政责令规范和外部行政责令规范。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内涵的考量,可以确立特定的界分基准,将外部责令行为中的处罚性责令行为与命令性责令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根据法律规范中"制裁"要素的结构,可将具有行政命令性的责令行为规范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法律规范功能。现行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存在词义界定不明确、结构选用不合理、行为配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有必要构建典型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模型,以推动行政责令法律规范的统一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行政明确性原则初探

行政明确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应明白确定 ,具有可了解性、可预见性和可审查性。它是基本人权原则和法的安定性原则及法律明确性原则的要求 ,能促进安全、自由、公正和效率等价值的实现 ,广泛适用于行政立法、行政授权、行政处分、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等领域。我国存在较严重的行政行为不明确的问题 ,应在行政程序法中确立行政明确性原则 。

论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深度

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许可的审查深度,简称行政许可的审查深度,是行政许可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一项许可的赋予与拒绝,也涉及到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甚至行政责任的承担与行政赔偿。从深度上讲,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的申请既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质审查,履行"把关"之责,又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把握好适当的"度"。过度的政府干预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还可能超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天然界限;放任式的行政许可管理模式,又不足以真正"防患于未然",无法有效发挥行政机关的"天然屏障"与"过滤"职能。然而,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的审查深度,绝不是简单的定性与定量,它需要根据不同的许可类型、不同的情形予以区别对待,从而实现行政权与经济自由、个人自由之间的良性互动。

论司法刑事侦查权与关押权的分离——阻却刑讯逼供的有效制度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致力于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并设立诸如律师提前介入、非法证据排除、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全程录像监控等手段与制度来遏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但残酷的事实说明我们的努力并不太成功。作者在分析我们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诸多方法之利弊得失的基础上 ,认为目前“刑事侦查权与关押权不分”是主要根源之一 。

论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准确认定

领导责任是领导人实施领导行为时应当承担责任形式的总称,在具体认定时可细分为非法律责任(即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可划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就行政领导人而言,是否要承担行政责任的关键在于有无实施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行为。行政领导职责的表现形式虽然纷繁复杂,却总以利益的妥善衡量、资源的合理分配、程序的适当关注和组织的正常运作等为依托,其实质是行政裁量权的运作。因此,对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认定,必须以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责任行为为标准,正确划分合理裁量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依此方能作出准确的处理。

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

目前,在公共空间实施摄像监视已日益普遍。如何看待公共空间中摄像头"注视"之下的个人隐私权并予以相应保护,我国现有的立法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司法上亦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事实上,个人身处公共空间,亦有其隐私利益存在。因为隐私并不仅仅是他人头脑中关于人们自身信息的某种缺失,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于自身信息的控制。摄像头长时间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注视,不同于路人偶然无意识的一瞥,它将使人们因此而丧失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从而导致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某些隐私利益的丧失。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立法上和司法上规范公共摄像监视行为,捍卫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必要的隐私利益,维护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个性正义。

WTO与中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改革

众所周知 ,WTO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 ,其协议内容构成了所有入世成员国都必须遵循的国际性法律规则体系。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 ,必将通过国内法的转换而执行这些规则。中国的行政救济制度 ,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国的入世 ,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无疑是一种冲击 ,特别表现在行政救济的范围、行政救济主体的地位、行政救济中的审查标准、行政救济的程序等诸方面。本文在分析与行政救济有关的WTO协议内容的基础上 ,提示其与中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差异及冲突 。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法律新课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我们行政管理手段的创新。各种新技术被应用于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一方面它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个人信息自决权和公民隐私权受侵害的问题。个人信息的保护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制定法并且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原则,如,目的正当原则,安全完整原则等等。而与此相对照的是我国只有单行法律或者法规中的个别条文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显然我们立法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此情况下,笔者提出对法律的基本原则进行解释的方法来解决个人信息保护无法可依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正当程序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益原则作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指导原则。

英国《城乡规划法》百年变迁中的规划行政权

英国议会自1909年《住房及城乡规划诸法》颁布后,先后批准了20多部规划法。逐步形成了行政主导的规划体系,也即行政部门具有准"立法权"——编制规划,行政权——发展控制,准"司法权"——规划上诉。本文立足英国城乡规划的历史背景,讨论在法学思想的变迁下,规划权力的扩展与规范,进而研究英国规划干预与权力制约的演变关系。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履行——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代履行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首次以正式的法律概念被提出和确认,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关于"代履行"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已经成熟。本文以《行政强制法》为基点,结合域外同类法律制度和理论,以代履行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程序设计、费用缴纳与法律救济等内容为重点,进行系统性探讨,试图推进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和理论的成熟。

政府管理与信息公开之法理基础

政府管理要达到“善治”的标准就必须使政府的活动置于“阳光”之下,即政府应将行政信息公开,这是政府的一项义务。行政信息之所以要公开,因为它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必然要求;公开行政信息更是正当程序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WTO规则的重要体现;从宪政的角度讲,行政信息公开是人民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上的公众参与理论也论证了行政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论行政程序立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本文从考察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史着手，结合行政法学发展史，提出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从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看，基本趋势是通过法律条文表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也应当如此。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我们认为应当是程序法定原则。

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在中国——问题与对策

我国的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审查主体多样、方式灵活之特点,但欠缺刚性,难以贯彻执行。面对困境,人们从制度内外作出了各种改进努力。或许,我们可以转变思路,以外部的力量与因素来推动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发挥实效。例如,加强公民的启动性作用。一方面,这种启动须有实际效果,这就需要健全回复机制;另一方面,这种启动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如可以考虑由法院来受理这种"启动",即发展为一种诉讼上的权利。

学生到企业实习发生人身伤害的归责思考

法律保护的缺位,导致了实习生到企业实习发生人身伤害的问题处理起来相当棘手。通过对实习生身份定性以及实习单位、学校侵权责任的分析,以此来探究,实习生实习期间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处理的途径和方法。

法治思维的定性及基本内容——兼论从传统思维走向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但从法律职业技术层面还是法治理念层面理解它,学者们尚有争议。法治思维如何定性,法治思维是否就是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是一个什么关系,基本内容是什么,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黑名单”管理制度——行政机关实施“黑名单”是一种行政处罚

司法机关给当事人上＂黑名单＂属于司法管理行为,合同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给另一方当事人上＂黑名单＂属于民事行为,那么行政机关给公民上＂黑名单＂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呢？行政机关将公民列入＂黑名单＂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是,行政机关将公民列入＂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