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侦查难点与对策

近年来国家对于著作权保护以及侵犯著作权犯罪打击的意识不断增强,互联网空间为犯罪活动提供的便利条件也使得该类犯罪的应对措施逐步转移至对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因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非复制性侵权、隐蔽性转播等特点,犯罪现场勘查、信息与证据获取的难度不断增加。对此应通过明确“主动战、整体战、协同战”战略,加强信息收集、提升侦查中技术整体化应用、增强侦查协作,形成对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打击的新机制。

跨境洗钱犯罪的侦防对策

全球化趋势下跨境洗钱犯罪逐渐成为新的犯罪态势,常规洗钱途径难以根除,跨境洗钱上游犯罪形式复杂,并已形成产业链条。由于跨境洗钱犯罪在证据获取、侦防路径、跨境协助及处置等方面存在较大难度,应坚持情报导侦思路,强化区域性洗钱犯罪打防措施,通过串并案整合信息,建立洗钱涉案人员情报信息库,提升对跨境洗钱犯罪的侦查与防控效率。

恐怖活动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研究

我国恐怖活动在暴力方式、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问题"点",同时在时间、空间、人物的横向属性与中央、地方和个人的纵向联接呈现着"线性"困境。通过剖析问题"点",立足贯通防控的两大基准"线",通过情报互通、技术支持、组织协调、国际协作等措施形成"点、线、面"的网状"立体化"防控体系,是提前遏制难发现、难打击、危害严重的恐怖活动的重要举措。

侦诉衔接下主办侦查员制度的适用与优化

主办侦查员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侦查活动与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审判等工作之间的衔接,而侦诉衔接的过程中主办侦查员与其他诉讼主体在理念、方法和思维方面存在差异,成为了主办侦查员制度发挥功效所面临的困境。对此,主办侦查员制度在施行与适用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主办侦查员法治化理念的强化,明确侦查中立性要求,提升侦查诉讼性目标,以主办侦查员主动化、负责制、提升侦查质量为方法实现侦诉衔接下主办侦查员制度的优化。

智能合约技术下虚拟货币诈骗的机理与证据运用

智能合约技术具有匿名化、去中心化等特征,运用智能合约技术实施的虚拟货币诈骗已经成为新的诈骗方式之一。在智能合约空间—网络空间—现实空间三个维度下,如何运用相关证据证明不同维度下犯罪主体身份和犯罪事实则面临着现实困境。基于此,通过被害人提供的电子数据,对“三维度”下犯罪主体身份进行关联与证明,运用存证技术规范证据链条,结合智能合约外的其他网络痕迹证明诈骗过程,并使用特殊“赃物”虚拟货币形成证据链闭合,侦查主体最终能够完成对智能合约技术下虚拟货币诈骗犯罪事实的证明。

中美警察选拔制度之比较

在警察制度方面我国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选拔的制度上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警察的选拔不仅在专业知识、身体素质、心理调整能力等方面划定了较高的门槛,还在思维方式和业务理念上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此外,在选拔后的高强度竞争模式下,美国警察需要时刻保持高素质的业务能力和身体状况,从而保证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状况。在我国,警察选拔模式具有条件范围宽泛、可选择种类多样和选拔程序正规等特点,然而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专业化要求不具体、各地区选拔标准有差异等缺陷。在了解美国选拔制度的优越性之后,我国可以在警察选拔制度的细节方面进行学习和研究,强化和完善我国原有的选拔制度,从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公安人才。

企业刑事犯罪防控路径分析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企业犯罪频繁出现,呈现出牟利目的明显、犯罪手段专业化、社会危害大等特征,同时对企业管理人员、企业、国家和社会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对企业犯罪的防控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企业犯罪的原因,对企业犯罪进行"多层"防控能够达到全面、系统的效果,预防企业犯罪及其带来的危害结果。

反恐怖主义国家政策相关理论问题探讨——以《反恐怖主义法》(草案)为焦点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反恐怖主义形势呈现恶化趋势。《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是我国政府对近年来反恐怖主义斗争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的总结与固化,代表了未来中国国家反恐怖主义政策的基本走向。草案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定义,应着重在实质上加以认定而不应拘泥于形式。对恐怖主义不仅要看到其直接后果、间接后果,还应看到其对国家法治发展造成的深层次后果。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刑法逻辑指导反恐怖主义策略具有极大局限性,反恐战略中不仅有策略导向而且具有目的导向两种不同的视野;草案不仅有行政法属性而且有刑事法属性。应坚持情报导向的反恐策略。

公共部门数据公开与再利用的政策指引——以欧盟PSI指令为例

为了推动公共部门数据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欧盟委员会颁布了《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文章拟通过从一般原则、数据再利用的条件入手,对该指令进行具体研究,剖析其对欧盟各成员国公共部门数据公开与再利用的影响,并加以借鉴学习,探寻我国公共部门数据公开与再利用的新路径。

环境犯罪之证明责任研究

目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对环境犯罪的证明工作也需要责任上的承担。在我国,环境犯罪的证明责任是否完全由公诉方承担存在质疑,引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设想也意味着解决环境犯罪证明责任问题有可能需要被告方承担部分证明责任。对证明责任的保证需要证明机制的运作来体现,强化和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证明责任是顺利完成证明工作、破获环境犯罪案件的重要保障。

刑事侦查实质分析

刑事侦查工作对于公安机关是工作量最大、要求最严格、过程最长、完成有相当难度的基础工作,需要刑事侦查人员运用自身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步骤来进行。刑事侦查的过程一直是侦查人员必须熟悉和了解的,同时刑事侦查的实质理论对公安基层人员的知识囤积也是具有很重要的保障意义的。

论我国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下侦查权的定位——以“刑事错案”问题为出发点

我国刑事错案中侦查权行使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侦查权在刑事诉讼模式转化下的滞后性、侦查权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权的混淆定位以及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对立化"等问题。相比于国外侦查权设置,我国具有侦查主体唯一性、侦查中立要求性以及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分别独立行使侦查权等特征,结合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将我国刑事司法职权之间的关系进行"菱形"定位,对"下三角"中的侦查权以多元化主体进行监督。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诈骗犯罪侦查

利用智能合约实施诈骗案件的出现,引发了对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犯罪问题的讨论。该类犯罪因技术性与违法性的交融,需要在对其技术解析的基础上,结合刑事法律相关规定,破解智能合约诈骗犯罪作案手段识别、犯罪人身份认定、电子取证、追缴赃物等关键性难题。基于此,根据智能合约诈骗犯罪的特殊性,对被害人所在地进行管辖与侦查,通过由"技"到"人"的途径缩小犯罪人排查范围,运用存证技术和补强佐证措施突破电子取证难点,尝试虚拟货币司法会计评估和等价没收制度完善追赃挽损机制,以此推进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领域犯罪侦查策略方法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