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信息披露对通胀预期的非对称效应研究

本文构建了央行分层化信息披露指数,测度了公众通胀预期,并基于MSVAR模型分区制探讨了央行信息披露对通胀预期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央行信息披露可以有效引导公众通胀预期,且在经济繁荣区制下,央行信息披露对通胀预期的引导作用大于经济平稳及经济衰退区制;(2)央行使用描述物价上涨、经济增长加速的措辞频率越高,公众通胀预期就越高,即目标性央行信息披露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为正,且这种正向影响在经济衰退区制下更大;(3)央行宽松性货币政策意图越强,公众通胀预期越高,即政策性央行信息披露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也为正,且这种正向影响在经济繁荣区制下更大。与目标性央行信息披露相比,政策性央行信息披露对通胀预期的影响较小。本文的结论为央行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金融周期更迭与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基于“量-价-率”分层共振与分层传导的视角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迅速产生强烈共振,牵引全球金融周期在扩张与紧缩之间交替更迭,引发学术界和货币当局广泛关注。本文选取来自全球33个样本经济体包含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的3个组别9类金融序列数据,运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全球金融周期进行测度和解构,并构建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分层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在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杠杆率波动之间存在分层共振,其中杠杆率共振与全球金融周期的协同性最强;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政策是直接牵引全球金融周期更迭的主要力量,并会通过影响全球杠杆率共振间接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牵引作用;杠杆率组别金融周期在全球金融周期分层扩散和传导中最为突出,既能够对其他两个量价组别金融周期产生同层扩散,也会对全球金融周期产生跨层传导。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中国宏观金融调控、防范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抓料机啃底问题分析及应用

随着抓料机在国内市场的逐渐扩大,多机具在各种工况中的应用越来越多。本文主要对抓料机在散料作业工况下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期望给业内带来有益的收获。

风险投资阶段选择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本文以2000—2016年A股IPO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风险投资阶段选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阶段选择对企业上市后三年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是体现在企业上市后创新能力的差异,而是风险投资进入阶段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作用;风险投资进入阶段越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作用越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管理层短视方面的差异,是风险投资阶段选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进一步拓展性研究风险投资阶段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社会网络强度的提高和资金募集压力的缓解能够显著提升风险投资的早期偏好。结论表明,应加强财政补贴,鼓励早期风险投资,并构建风险投资交流合作平台,缓解早期企业融资约束及管理层短视,提升风险投资机构的早期偏好。

城市交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以南京市过江隧道运营模式的调研为例

南京市过江隧道于2010年5月28号正式通车，它对于缓解南京市跨江交通压力、促进沿江大开发具有重大意义。但其现行运营模式并不完美，尚待完善。基于此，我们组成团队，结合统计专业知识，进行实地情况考察。本文先论述隧道的基本运营情况，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并寻求合理的隧道运营模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发展的驱动力量

本文试图从金融的角度出发,探寻有助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驱动力量。具体来说,本文在一个简单的熊彼特模型基础上引入了金融部门,详细考察了信用约束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收敛以及非收敛陷阱的可能影响,然后从相反的角度归纳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可以系统性地提高经济收敛速度。第二,金融发展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促进创新的策略"所引致的经济收敛程度。第三,金融发展可以撬动非收敛陷阱,将其推后,并同时将增长最大化均衡点提前,拓宽可供企业进行策略转换的过渡区间,即从"促进模仿的策略"转向"促进创新的策略"的过渡区间。第四,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推动企业策略内生转换点前移,避免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浅析四连杆机构式升降驾驶室及其应用

随着抓料机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应用逐渐扩大,升降式驾驶室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其中四连杆式升降驾驶室应用较为广泛。本文对该机构的设计及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供业内参考。

金融状况、通胀预期与通货膨胀动态传导机制

本文基于TVP-VAR模型构建动态金融状况指数,测算居民通胀预期,探讨金融状况、通胀预期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金融状况指数的构成变量中,实际短期利率缺口权重最大,实际货币供应量缺口和实际股票价格缺口权重次之,实际有效汇率缺口和实际房地产价格缺口权重较小。从权重变化趋势来看,各金融变量缺口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交替现象。(2)Granger因果分析和时变脉冲响应分析,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验证“金融状况—通胀预期—通货膨胀”这一动态传导机制,且这一传导机制较为稳定,不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

融资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利用2006-2016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融资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债务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与低融资约束企业(成熟、大规模、高股利)相比,高融资约束企业(年轻、小规模、低股利)的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债务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也更大。可见,作为外源融资的股权融资,因其资金性质与内源融资一致,能够真正起到缓解企业创新投入融资约束的作用。因此,本文认为,股权融资应成为驱动企业创新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其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央行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针对不同经济情况,本文具体分析了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脉冲响应,检验了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实证结果显示,价格型工具在很多方面较数量型工具更优,尤其在短期内更能有效熨平经济波动;但数量型调控却更有利于通货膨胀的稳定。本文认为,我国央行在不放弃数量型工具的同时,应逐渐增加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比例,建立以利率进行短期调控、以货币供应量进行长期调控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粘性价格、粘性信息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

本文在引入预期和平滑机制的泰勒规则基础上建立状态空间模型,通过Kalman滤波估计不同时期对当期通胀率和产出缺口增长率的预期,进而估计中国粘性信息模型(SIPC)和双粘性模型(DSPC)。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平均每4到9个季度更新1次信息,每3个季度更新1次价格。通过进一步比较各模型在解释中国通胀动态时的表现,本文发现SIPC对通胀的解释力严重不足;DSPC主要体现出粘性价格成分,其估计结果同粘性价格模型(NKPC)相似且拟合效果很好;而混合NKPC对通胀的解释力则稍强一些。

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将消费税、投资补贴、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减税及投资补贴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减少资本收入税的作用力度最大,但可能使经济大幅波动;减少劳动收入税,可对经济起到微调作用;增加投资补贴在刺激投资的同时却抑制消费;减少消费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本文在构建模型时还将政府支出引入了生产函数,认为其亦具有生产性,并通过财富负效应和收入正效应解释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挤入效应"。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行结构性减税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必要的,两者都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而对债务或赤字的调控则应具有长期视角。

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基于网络关联视角的一个实证研究

全球化浪潮使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关联状态,但全球化进程有时也会遭遇逆流,并非直线式向前发展。本文基于网络关联视角构建非线性模型,对"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净输出者",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绝大多数经济体而言均是"净贡献者",并且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小于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我国出口、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最高,其次是进口,消费的关联性最低;出口和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发挥支配作用,投资亦曾一度阶段性地处于支配地位,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国际循环对我国经济的溢入性较为显著,远大于我国国内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尚未建立,我国不宜脱离国际循环而"独善其身"。本文结论对于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平衡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具有启示意义。

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并购是否促进创新产出?——基于吸收能力中介效应的研究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探讨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并购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影响评估看,企业并购能够显著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且对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衰退期企业并购创新产出效应最大。从影响机制看,吸收能力效应是并购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重要机制。不管是对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还是衰退期企业,吸收能力效应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其中衰退期企业的吸收能力中介效应最大。因此,应鼓励企业借助并购方式走出成长或创新的瓶颈期,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创新追赶。同时,发挥吸收能力在并购创新效应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鼓励企业合理地吸收、整合和应用并购资源,发挥并购的协同创新效应。

“挤出”还是“挤入”：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本文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各类财政工具内生反应规则,从而系统探究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但不同结构性财政支出的效应大小和影响机制存在非一致性:(1)投资性支出主要通过生产正外部性和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私人投资,并在支出结构中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最为明显,但短期会导致债务和通胀风险;(2)消费性支出通过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投资,但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程度较低且短期易产生债务和通胀风险;(3)转移支付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产生需求加速数效应引致投资增加,虽然挤入程度偏低但其引致的社会风险和福利损失最小。考虑不同支出作用机制的差异性,本文认为新时代背景下财政宏观调控应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选择恰当的财政支出工具以提升调控效率、更大地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据此助力民间部门投资稳定增长、促进宏观经济逐步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

产业结构变动与中国货币化率的降低

本文依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将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引入货币流通规律,推出货币化率是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单调递增(递减)函数。然后,本文在深入剖析不同产业结构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基础上,对中国货币化率的持续上升过程和进入新时代之后呈现出的下降趋势做出了解释。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过程是中国货币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和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是中国高货币化率的原因;进入新时代之后,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经济呈现出智能农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迹象,以及创新驱动引致的产业链逐步升级是中国货币化率由升转降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针对中国产业升级和融资体系的变革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