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蓝田乡约到呈贡乡约

本文对北宋时的蓝田乡约和明朝的《南赣乡约》、《乡甲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呈贡乡约作了全面的考察，对乡约的流变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绅士与农民、绅权与皇权的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指出：从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到官定的基层地方组织，再到地方权力结构里面的执役，乡约性质的改变带来了地位的贬值，传统的地方自治权力已为政府权力所压服。

奴隶制是否人类社会一个独立发展阶段

作者认为,考察奴隶制或者任何社会制度,必须考察整个体系或系统。仅从其中的某一方面,例如某一种人口数字的多少,或者某种工具的性质,都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答案。在下列三个问题上,奴隶制度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以此混淆奴隶与封建农奴或者封建依附农的界限:一、财产问题。在奴隶社会里的确存在一种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奴隶,这就是所谓古典奴隶或者物化奴隶(Chattel Slavery);然而更多的是拥有独立经济的、拥有彼库里(特有产)的授产奴隶;二、地租剥削问题。自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低级地租以来,地租是阶级社会所共有的一种剥削方式;三、统治的两手问题。在绝大部分奴隶主敲榨勒索激化矛盾的同时,也有些奴隶主以和颜悦色的面孔出现,充当缓和社会矛盾的代表。奴隶主既可以把奴隶视同老畜加以屠杀,也可以把奴隶视同幼畜加以恩养,有的奴隶甚至被提到位极人臣的地位。马克思在许多地方以奴隶与农奴或奴隶制与农奴制并提,所云的奴隶系指一般所说的古典奴隶或物化奴隶,所云的农奴系指一般所说的授产奴隶或分居奴隶。

罗马王政时代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保护关系与通婚问题

本文认为,罗马王政初期贵族与平民之间已经形明显的等级界限,它们分别从财产占有、职业分化以及政治权利等不同方面表现出来。这种等级界限又通过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体现出贵族对平民一定程度的人身占有。古典作家的记载,实际上肯定了王政时代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曾经存在过通婚。罗马新贵族成为保护人与平民成为被保护民的保护制度,对于罗马新的贵族与平民的分化,明显地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应该承认,罗马人推行的保护制较邻邦有很大的改进,缓和了内部矛盾并且壮大了自已的力量。

罗马王政后期的塞尔维乌斯改革

约于公元前578至前534年,王政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在罗马进行了著名的改革。与原有的贵族及平民等级制度相互交错,改革的核心是树立了根据财产等级以确定公民权利义务的新的国家制度。它标志着王政时代的历史进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获得了当时罗马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改革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

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围绕着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除了认为是奴隶制度或基本上是奴隶制度的主张外,有的认为是封建制初期或者领主封建制,有的认为正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近年来,与国内外有人认为奴隶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相配合,类似意见又在有的地方有所发挥。另一方面,不少人虽然肯定了凉山彝族社会奴隶制度的性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少分歧。本文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罗马王政时代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及其源始

本文利用古典文献资料和民族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对罗马王政时代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及其源始进行剖析,认为王政时代罗马存在古典奴隶、授户奴隶和平民三个被统治等级;并指出平民产生的四条途径和氏族贵族的划分标准。

奴隶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关于奴隶制的历史地位问题,在史学界以及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近些年来,这一问题又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世界古代史资料某些方面的缺陷特别是某些地区资料的不足,由于对古代史、民族学与考古资料缺乏综合的研究。

从民族学资料看令人深思的经济消耗竞赛现象

由三十四位美国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编撰、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版的《当代人类学》一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似乎在那些不发达的民族中,曾经存在一种和现代工业化社会迴然不同的经济体系,作者列举了这样一类的例子:“美洲西北部海滨印第安人的博特拉奇(Potlatch)。

东蛮考释

唐宋时期,今大渡河至金沙江约当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有东蛮三部落,即勿邓、两林与丰琶。关于东蛮三部落的驻地,唐、宋史籍记载互有出入,族属也比较复杂,历为治彝族史者所关心,今作东蛮考释。在考释东蛮三部落时,有两点应首先加以注意。第一,东蛮三部落驻地范围比较辽阔,其部落头人即大鬼主或蛮王的统治中心只能在辖区内占一小部分。第二,从各族先民部落既有农业部落又有游牧部落且长期互争雄长的历史发展来看,其统治中心不能始终固定在一点,而因其时间之先后屡有迁移。勿邓:亦称邛部川,唐时拥有“地方千里”,是东蛮中最大的部落。樊绰《蛮书》卷一渭:“黎州南……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又渭:“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邛部川即勿邓,方向以南为准。

宋代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度的繁荣发展

两宋三百多年中,由于宋太祖消极地总结了“云南极边在唐为患尤甚”的历史经验,主动放弃了以今汉源为界的大渡河以南地区,对四川沿江重要据点戎(宜宾)、泸(泸县)以南基本上采取了消极防守策略,使上述各地的彝族先民社会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度相对繁荣的局面。

奴隶与农奴纠葛的由来与发展

奴隶与农奴纠葛的由来与发展胡庆钧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或者说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同一被统治等级或等第，有的释为奴隶，有的释为农奴，实质上牵涉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客观规律的问题。人们知道，作为物质世界运动的最高级形式人类社会，正如其他一切物质世界运...

从我国民族学资料看父权奴隶制到奴隶占有制的演变

本文从阐述云南西盟佤族、西藏珞渝珞巴族和四川凉山彝族的民族学资料入手,剖析了奴隶制内部的几种形态、主要特点和发展过程。指出:云南西盟佤族还保存着父权奴隶制,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占有制以前的先行阶段;西藏珞渝珞巴族则较前者进了一步。处于父权奴隶制向奴隶占有制的过渡阶段;而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则已完成了这个过渡,进入了奴隶占有制度。本文原是作者1983年8月在加拿大参加第11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提交的学术论文,后来又经过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关于奴隶制度下的普遍奴隶与农奴制问题

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马克思在其所著巨大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下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态》,分析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几种所有制。针对古代东方某些地区奴隶制度下土地国有村社农民普遍被奴役的情况,作出了这样的论述:“在这种形态下,个人从来不曾成为财产所有主,而只是占有者,他事实上是体现了社会统一的那个人底财产和奴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以公元前二十二至十六世纪埃及中王国时期而论,体现了公社统一的那个人就是法老(国王)。

苗族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苗族志巨著——读《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苗族学者石启贵先生撰写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50万字,是一部反映解放前湘西苗族社会,文化习俗和历史传统等的第一手调查材料,是迄今由本民族知识分子编著的第一部湘西苗族志巨著。 1896年石启贵先生出生于今湘西吉首的一个苗族农民家庭。

郭沫若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郭老对凉山彝族社会的情况早有接触。他是四川乐山沙湾镇人,西距凉山不过数十至百余华里。这里直到现在仍保留下来的许多“蛮洞”,原是历史上彝族土司控制下僚人富有者的住室。彝族土司的统治势力直到明末清初才遭受比较严重的打击,可以想见郭老的家乡曾经长时期受过彝族奴隶主的威胁。当郭老殚其精力治古代史时,早就注意到彝族社会的情况,如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都曾提到。

日耳曼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吗?——从塔西佗著作及有关资料看日耳曼社会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一本正经地从事赌博,就是在头脑清醒时也是如此,并且对输赢冒险极了,甚至在赌本输光的时候,把自己的人身自由作孤注之一掷。输家情愿去做奴隶,即使他比对方年轻力壮,也顺从地被缚前往赢家。这种行为表明他们对这种坏习惯的顽梗不化,而他们自己却把这说成是守信义。

元初未设过罗罗斯土官宣慰使吗?——与杜玉亭同志商榷

关于元代罗罗斯土官的建置与评价,是彝族历史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最近杜玉亭同志发表文章,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现就元初有没有设过罗罗斯土官宣慰使等问题,与杜同志商榷,并就教于杜玉亭同志。首先,杜文的一个主要的论点。

婚姻、家庭和家庭群体组织

人类社会处处有家庭,家庭不是到处都一样。典型的美国人确定家庭包括丈夫、妻子及其幼年子女。一个十九世纪的摩门教徒发现这种解释有某种缺陷。那时的摩门教徒认为:一个男人有一个以上的妻子是正当的。

关于奴隶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兼答易谋远同志

近读易谋远同志《关于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载《贵州民族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一文,得到不少启发,现就易文提出的某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并以就正于读者。

再論涼山彝族的奴隶制度

关于彝族社会性質的问題,目前还是我們正在研究中的問题。本文是本刊第八、九期合刊中“涼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的續篇。作者曾于1950至1952年间,兩次去涼山参加工作并从事调查,前后历时一年半。現仍参加调查队继續在涼山工作。为了希望读者参加研究,提供意見,使問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我感到有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結和发表的必要。由于篇幅的限制,有許多事实材料都簡略了。文中的某些论点和材料的运用可能都有不正确的地方,誠恳地等待着读者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