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时代的榨取主义——晚期帝国主义及其对地球的掠夺

在过去的15年中,“榨取主义”的概念已经成为理解地球生态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从16世纪漫长的殖民扩张开始,全球范围内的采掘工业发展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但随着18世纪末和19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发展具有更大的世界意义,标志着化石资本时代的开始。然而,只有在20世纪中期开始并持续到现在的“大加速”,全球生产的数量扩张,特别是资源采掘的数量扩张,才导致人类与整个地球系统的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促成了地质史上的人类世时代,其中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相反)在地球历史上首次构成了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力量。在人类世时代,榨取主义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地球疾病的核心症状,威胁着人类和地球上的居民。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地球:生态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内涵。马克思立足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生态价值形式分析、征用概念以及生态不平等交换视角,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文章回应了关于马克思生态学的四种争论性质疑,强调克服生态危机需要从马克思那里挖掘思想资源,通过根本性的生态革命建立人类与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共生关系。

原始积累成为经济和生态灾难的原因

文章从马克思的“财富”概念入手,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强调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强制性分离,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交换产生断裂。而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抛弃了资本主义商品化和资本增殖的逻辑,以使大多数劳动者都能拥有一种“自由富足”,重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愿景和生态图景。

作为资本积累模式的自然:资本主义与地球金融化

文章围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环境经济学中的自然资本概念,对当前资本主义对地球生态的掠夺进行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自然和劳动是使用价值的真实财富的来源,而资本主义生产下被剥削的劳动力是价值的来源,这种自然资源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制度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与掠夺自然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生态矛盾。其次,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将自然的使用价值完全排除在其研究之外,将一切归结为交换价值,并否认自然世界的独特性。再次,资本主义旨在将自然资本化积累和金融化作为解决环境制约因素的一种手段,使其在保护地球的同时维系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并从中获利。最终,人类需要摒弃自然的资本化,承认资本主义的社会特性与特定的历史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局限性,并进行生态和社会革命,以合理和可持续的方式调节人类与地球的社会新陈代谢,以促进真正的、自由的人类发展,摆脱当前全球危机。

生态文明与生态革命: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三生谷柯布生态书院生态文明讲座上的演讲

生态文明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既不同于苏联的生态文明概念,也独立于更广泛、更抽象的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中国的生态文明观主要内生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吸纳了源自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国生态文明的目标是中国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增进人民的福祉而不仅限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态行动从上到下都在进行,正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与之形成对照,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生态改革措施是以市场机制和技术变革的形式,创建绿色市场和进行自然资本化,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模式”,而只能让其继续下去。在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发展的阐述中,有一些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的“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和“代谢断裂”概念。在构想世界生态治理图景时,我们不仅需要“生态文明”、“生态革命”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范畴,还需要“环境无产阶级”范畴。进行一场针对人类生存的生态革命,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环境改革,而是一场更广泛的超越资本逻辑自身的新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的生态学与新陈代谢研究

马克思富有开创性的新陈代谢研究,涉及由“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和“代谢断裂”组成的三元体系。以利润为驱动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土壤肥力的衰退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侵蚀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生态革命的方式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创造一种符合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需要的社会新陈代谢,走生态社会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