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不可以把互联网完全交给政府和企业

我们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会给予边缘群体全新的助力，帮助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充分参与者。但同时我们今天发现政治权力也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且用新技术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这种监控能力不仅来自于政府，也来自于大企业.

大语言模型“数据为王”:训练数据的价值、迷思与数字传播的未来挑战

伴随着ChatGPT的问世和流行,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涵和影响迅速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在这场由大语言模型引领的非监督性深度学习浪潮中,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训练数据。对训练数据的规模和质量的追求,演绎了“万模大战”形势下的“数据为王”法则。而在训练数据的价值、功能和误读的背后,是对数据概念的改写、对数据可供性的迷信和对数据所有权的争夺。训练数据的具体架构和内部机制引发了智能传播生态的重建和信息生产秩序的重构,在这一变革之中也蕴藏着大语言模型时代的数字危机,其具体体现为蒸馏式传播的偏见再生产、过滤式传播的信息保守化和随机性传播的意义之消散。大语言模型及其训练数据急需破除规模迷思,着重思考如何让数据切实成为社会技术系统的一部分。

从ChatGPT审视负责任创新:阻碍因素与转型方向

ChatGPT的勃兴再次激化了技术创新加速和社会适应水平滞后两者间的尖锐矛盾,使人类被迫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风险,进而使有关负责任创新的呼声愈演愈烈。但作为技术伦理准则的负责任创新沿袭了熊彼特范式下基于竞争逻辑的创新,其设计的ARDR模型一方面从未在根本上调控创新较之于负责任的支配性优势,另一方面把负责任简化为线性流程,导致负责任看似获得与创新并列的地位,实则在创新蕴含的人际竞争、公司竞争、国际竞争面前屡屡沦为点缀。唯有在后熊彼特范式下依托基于共生逻辑的创新保卫负责任,才能建构起真正具备约束力的伦理准则,削弱不负责任创新赖以扩散的社会基础,使通过负责任停滞促成制度跟进变为可能。实现上述目标不仅要求各国完善内部治理,而且需要负责任的大国制定跨国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使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全人类有益。

从超级电脑到虚拟小镇:“人工智能代理”的媒介考古

ChatGPT爆火后,老牌巨头、后起新锐纷纷涌入大语言模型赛道,掀起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代理热潮。实际上,人工智能代理并不是一个新兴概念,其历史可追溯至互联网诞生之初,其蕴含于过往的媒介想象中,经历了从理念建构到实践落地的范式转型。可借鉴媒介考古学的媒介史研究视角,通过重访与串联那些未被重视的历史细节,勾勒关于人工智能代理的媒介想象与传播史线索。新近涌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代理的技术路线与平台模式呈现若干特征。围绕人工智能代理展开的媒介实践史生动地呈现了新旧媒介的交错、纠缠与融合。如今,被视为“下一个平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代理本质上是大语言模型范式的实体化产物,其开发与应用深嵌于以算力资源为核心的基础设施网络,而后者早已呈现日益深化的平台化趋势。

知识生产的“再启蒙”时刻:人工智能对科学三元结构的冲击

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形成确立了今天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主要知识领域的划分。而新的人工智能程序等技术进步超越传统研究者的智慧,推动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的兴起,改变了人文研究的理念,为我们提供看待过去和现在文化的新方式。然而,在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文彼此需要之际,人工智能与其他科学领域之间的联系却在逐年减弱。我们迫切需要一场双向运动:人工智能必须更加关注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家也必须更加关注人工智能。

数据标注治理:可信人工智能的后台风险与治理转向

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前,须先对数据进行人工识别与标注,因此处于“后台”的数据标注成为引致人工智能“前台”幻觉与偏见风险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隐蔽于人工智能后台的数据标注劳动者随着政策文件、媒体报道和调查报告的公布而逐渐浮现,进一步推动学界警惕与反思技术革新的神秘化倾向。然而,从风险治理的角度来看,参与数据标注实践的多元主体仍然处于权责模糊的灰色地带,阻碍了可信人工智能目标的实现。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据标注治理路线显示,当前针对数据标注的治理对象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为主,且倾向于将数据置于私人个体秩序中。通往可信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亟须将治理范围从“提供者”拓展至“数据供应链”,建设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性治理制度,进而更为细致地关照人工智能生产中的相关群体利益,为不稳定的数据劳动者提供具体的社会保障。

“屏幕世代”的观看:继承、剥离与视觉的再训练

20世纪末以来,数字技术爆炸式发展构成了媒介演进史进程中一个主要阈值事件。移动终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和普及带来了一场屏幕碎裂革命,曾经具有整体性和集体性的大屏幕碎裂为不同尺寸、随处可见的私人小屏幕。屏幕的爆炸和增殖改写了媒介的定义和样貌,使得今日之“媒介”越来越等同于“媒介屏幕”,同时也使得人机交互的界面主要围绕屏幕而展开。当屏幕成为今日人类的视觉假体,观看模式、观看行为和观看经验也在技术创生的影响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屏幕在对旧视觉文化的继承中同时完成着与旧视觉媒介的剥离,在设备、界面与机制的三重坐标下,屏幕正在构建其作为今日新主流视觉媒介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内涵。在以屏幕为核心的新媒介生态中,“观看”作为生物性和技术性交融的结果,再一次在身体、技术、文化、社会等多重力量的作用和训练下进行了一场世代意义上的进化和革新,以及对观看历史的呼应和返回。

互动仪式链与“圈地自萌”——网易LOFTER同人圈的民族志研究

同人文化是网络亚文化的一种,同人爱好者在网络上因趣缘而聚集,形成同人圈。研究这一亚文化圈层的互动,通过互动仪式链理论检视同人圈“圈地自萌”的机制与挑战,以及同人圈的参与者如何通过互动争夺情感能量,形成圈子内部的分层,并维系一个圈子的团结与生命力。在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种以影响力大的活跃成员为“圆心”,基于LOFTER同人圈建立的同人群聊为基本单位,不断向外扩散影响力的同人圈“同心圆”模型。分析认为,互动仪式链理论在Web 2.0时代的互联网趣缘社群仍然基本适用,但依据其形式和参与范围不同,互动的强度与效果也有所差异。

无冕之王是怎样失去衣服的?

对于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胡泳常用的比喻是:"铁匠在啤酒中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传统的媒体人来讲,一支笔似乎还有神奇的力量;当众声喧哗的时代到来,新媒体开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传统媒体的工作者对此充满了惶惑与焦虑。在大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迁移的路上,业余爱好者自己制作内容互相传播,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于是个人化双向沟通便代替了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

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和智识极限——从形式化/非形式化论争谈起

自人工智能诞生之日起,关于“知识”和“智能”的关系就成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命题,它不仅关乎人工智能的路径选取和哲学意涵,更关系到智识的未来。“知识表示”作为人工智能的本体论工程,通过对知识的形式化完成对知识的再生产。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中,一条脉络是对形式化知识表示的不断探索,另一条脉络是以非形式化为旗所展开的对人工智能知识表示的批判。借由这条围绕知识表示的双向线索,人工智能关于“知识”的技术理念和哲学偏向也得以明晰。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在技术、产业和社会层面包揽星光,但它依然没有解决知识表示的形式化/非形式化论争的核心问题。今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依然需要在知识表示这一难题上继续求索,它以“标签”作为本体论,以“学习”作为隐喻法,却依然在“局势”这一层面难逃其智识极限。也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扬人的用途。

位置媒介的“底座”从何而来?——北斗芯片的技术路线溯源

迈向万物互联时代,移动终端的普及和数字平台的扩张使得定位导航服务进入泛在的日常生活体验,位置媒介也随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将位置媒介置于抽象概念层面,鲜有物质性视角下位置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的考古与追溯。作为位置媒介的北斗导航系统已经突破有机“无”芯的困境,实现芯片这一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梳理北斗芯片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一方面回到北斗芯片的“史前史”,在中国20世纪半导体产业史中探寻北斗芯片自主创新技术路线的前奏;另一方面剖析自主创新技术路线形成“过程”中各类行动主体的行动进路,从而理解举国体制与市场化浪潮相遇时,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如何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化进程。从物质性与历史性视角重走北斗芯片自主研发与国产化之路,不仅能帮助我们思考中国在科技战争中的技术策略,亦为“交通”重返“传播”研究提供了经验素材。

社群经济与粉丝经济

一、社群经济与伪社群经济 随着社会交流方式特别是网络的发展，社群的含义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经典理论下的社群有一定的特点和限制条件，诸如社群内成员的构成要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其成员从事的社会活动有一定的地域限制；社群内部应形成一定的文化，并能使社群成员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社群的建立与维护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

Java Applet与Servlet通讯机制的探讨

本文对基于ＪＡＶＡ技术的ＷＥＢ应用服务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Ｊａｖａ Ａｐｐｌｅｔ和Ｊａｖａ Ｓｅｒｖｌｅｔ之间的通信机制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且给出了实例说明。

WEB应用服务器体系结构研究及其应用

本文对ＷＥＢ应用服务器的功能和体系结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对具有代表意义的ＯＲＡＣＬＥＷＥＢ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ＥＲ（ＯＷＡＳ）进行分析、探讨。

具身元宇宙:新媒介技术与多元身体观

在传播学学科的主流传统中,身体从来都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伴随着具身性思潮的兴起,身体被召唤回归,成为媒介哲学不得不考虑之物。元宇宙以其沉浸性的核心特征再次重启技术和身体的关系。元宇宙外在以VR、AR等技术装置作为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内嵌以赛博格化身作为后现代数字文化的主体,呼吁着一种更加多元的身体观。与此同时,元宇宙所蕴含的跨越多重边界的后人类身体也携带着某种“身体危机”,通过元宇宙所构成的结构化的赛博格空间和元宇宙所拥有的媒介物质特性而逐渐显影。正因如此,在混乱边界中探索身体危机的解决之路成为后人类时代的母题。

UGC未竟,AIGC已来:“内容”的重溯、重思与重构

伴随着ChatGPT的引爆式流行与广泛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然成为数字化社会的又一崭新风向标。而在这一轮人工智能革命中,“内容”正如在此前互联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那样,再一次被推到了前台,并在AIGC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中焕发着新的生机,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警示性问题。在这样一个技术迭代的路口,回顾和反思“内容”发展的历史,探讨“内容何以成为今日之内容”“内容何以变得如此之重要”“内容的未来又将通向何方”等问题成为时代必需。本文重返“内容”的历史起点,在对“内容”的回望中发现内容革命的精神原点、产业起点和此后发生的实践错位,在对PGC和UGC以及二者结合的产物PUGC进行脉络梳理和经验总结中,探讨AIGC对内容加以重构的可能性以及隐藏在技术赋权背后的危机与选择。

数据治国与数据强国——简论我国的大数据国家战略

面临大数据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需要实现新的转型,这要求深刻考量中国的发展特征,发现中国在新一轮现代科技革命中面临的短板。这些短板主要包括:我国在数据的开放性、流动性、交互性方面还远远不足;数据的真实性也有可能会成为阻碍大数据时代的一块暗礁。为此,需要制定大数据国家战略,以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并利用数据业务主营化带来各行各业的升级。同时,建设智慧城乡,密切政府和民众的联系,促进民主与社会进步。

“报纸已死”还是“报纸万岁”?(上)——以《赫芬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为例

据2011年6月美国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5月份《赫芬顿邮报》的月独立用户访问量首次超过《纽约时报》，这对《赫芬顿邮报》而言实属一大壮举。美国在线的员工布拉德·加林豪斯在Twitter上写道——“6年战胜了100年”，意思是《赫芬顿邮报》用6年时间超越了拥有100年历史的老字号《纽约时报》。

共有媒体初探

本文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它具有超文本、多媒体与互动性三大特征。在Web2.0时代,共有媒体意味着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体系的升级换代,即从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能和力量主导的体系。它赋予了媒体公众的视角,媒体的价值不再由控制内容产生,而是来自于培养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