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乡土韧性”:乡村社会基础重塑及其运行逻辑——以浙北青山村为例

当前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多,乡土社会的损蚀成为村庄发展的共性困境。文章以位于浙江省北部的青山村为例,从文化基础、关系基础、村庄共同体基础等角度,剖析乡村社会基础修复与重塑的社会机制。对乡村社会基础的研究表明,乡村社会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依然保留较强的“乡土韧性”,其运行逻辑隐藏于互动关系中:保护性的乡土韧性让村庄在面对外部行政力量干预时,能维持遵守共同规范的自觉性,并形成具有韧性的行动网络及秩序;建设性的乡土韧性支撑村庄在与市场等外部环境交互中吸纳能量,不断推动自身发展,同时降低因利益输入带来的村庄分化的风险。乡村振兴要注重维系村庄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具有天然的韧性并且能够以不同形式存续和变迁,对促进村庄发展至关重要。

生存之忧与发展之惑:乡村振兴视域下青年村干部的角色重构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而治理人才是实现治理有效的根本保障。本文以浙北Y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分析了青年村干部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遭遇的生存与发展困境。研究发现:青年村干部面临工作、生活、身份认同三重现实压力;乡村分利秩序、村庄传统权威结构、自身角色定位模糊是造成其处于边缘化困境的主因。因此,一方面需要青年村干部自下而上地按照“一懂两爱”的角色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应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为青年村干部等内生型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构建长效发展机制。

“形式”抑或“实质”:中国基层政治参与的实证分析

政治参与是民主治理的核心,而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是政治参与的关键要素。国外已有研究论证了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参与意识的正向影响,而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利用全国性数据,在基层政治参与的框架下分析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积极参与选举投票以及维权抗争,但对其政治参与意识没有显著影响;而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对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积极影响。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居民的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可能是一种"形式主义",难以对微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宏观的基层政治制度产生实质影响。实际上,基层政治参与的有效落实,需要基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合理调节政治参与行为和意识的关系。

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演变——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角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加速以及环保形势的日益严峻,发展环保产业成为了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着力点。基于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视角,通过梳理环保产业的政策演变历程及其发展模式,并结合环保部门公布的调查数据,将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脉络大致划分为萌芽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1988年)、初步发展阶段(1989年—2000年)、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2010年)、转型升级阶段(2011年—至今)。环保产业的发展实践表明,国家单一力量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维持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张力,促使国家、市场、社会寻求建构一个良性的联动机制,市场与社会力量将成为影响未来环保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性因素。

身体技术与自我认同:当代大学生时尚行为的社会心理分析

本文在梳理身体技术、自我认同及时尚研究的基础上,从主体性建构以及文化再生产的角度阐释当代大学生的时尚行为,以及构成时尚之所以流行的社会心理机制,提出了时尚行为对当代大学生建构自我认同的符号意义,并对时尚行为对当代大学生身体的规训进行了反思。

从“高富帅”、“白富美”到“土豪”:风格化的“集体诉求”

从"高富帅"、"白富美"到"土豪"的流行,反映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青年亚文化,体现了青年对富人阶层"他称"的"风格化"话语变迁,映射出其在文化上自我认同意识增强、经济上弱势心态的萌生和生活上追求"娱乐至上"的社会心态。这是受场域的后现代化、社会矛盾凸显的消极后果以及空虚浮躁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所致。这些社会心态映射着他们当前所要传达的实际需要、利益诉求以及情感情绪,迫切需要社会管理者回应青年的社会诉求。

美国环境运动的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

美国环境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萌芽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制度化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的转型阶段。研究发现:美国环境运动由最初的荒野、自然资源保护到环境主义再到环境公正最后发展为全球环境主义,发起者经历了由最高行政长官到中上层精英人士再到底层居民的"自上而下"的转化过程,各个阶段的环境运动也均对美国的环境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层次的环境威胁是引发环境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价值观及利益的竞争与对抗则是影响环境运动发展演进的内在主轴。我国环境治理改革,不仅要重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更应充分保障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权及其环境利益。

迈向乡村振兴研究的实践自觉

乡村振兴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已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研究范式。国家政权建设、农村市场化、城乡社会结构三类视角有助于把握影响乡村发展的共性因素,但难以解释造成发展差异的内因;社会文化主体视角能更好地解释乡村发展的多样性特征,却容易忽视外部力量的常态性“在场”,最后往往滑向了对文化相对论的探讨。两类视角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剖析乡村振兴议题,忽视了其所具有的实践性特征。迈向实践自觉并不是盲目强调现有研究范式的简单转变,而是要突出乡村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征,旨在关注各种因素是如何在实践中共同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此类视角有助于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同时也能完整地呈现影响乡村振兴的内在原因与理论逻辑。

“脱节”抑或“合一”:青年群体的环境知识与行为

青年是最为活跃、敢于创新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当下乃至未来环境保护的主要践行者。通过利用CGSS的全国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当下青年人的环境知识水平及其环境行为的基本特征,同时剖析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青年人的环境知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实施环境行为具有“公”“私”选择性;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则呈现“脱节”与“合一”并存的关系,环境知识越丰富的青年实施私域环境行为的积极性越高,而青年的环境知识水平对其实施公域环境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要推动青年人在环境领域的“知行合一”,需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全方位合作,一方面需重视并强化青年群体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则要构建有助于青年人环境参与的社会氛围。

后乡土社会的信任格局与政治参与效能-——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以社会信任的工具化为代表的后乡土社会逐渐形成,并成为了研究乡村治理的重要视角,居民的政治参与效能则是影响乡村治理改革的关键因素。通过利用相关全国性数据,本文分析了社会信任对村民政治参与效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人际信任层面,普遍信任对政治参与效能有正向影响,特殊信任则对政治参与效能有负向影响。在制度信任层面,公权机构信任对政治参与效能有积极影响,而社会机构信任则对政治参与效能无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结构与政治参与效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映射出了国家权力与地方性文化的激烈冲突,人际信任仍然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效能的重要因素,制度信任则没有完全嵌入到乡村社会的转型之中,对村民政治参与效能的影响相对较小。

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青年论坛圆满落幕

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社会建设》杂志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青年论坛——中国绿色发展的社会学议题”于7月15~16日在上海大学召开。

制度、资源与组织行动:村庄产业绿色转型的演进机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已有研究从政府、市场、社会的角度静态分析了影响村庄产业转型的主要因素,而较少关注村组织与内外环境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以浙北石村为典型个案,基于制度、资源与组织行动者的分析框架,梳理了石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由“卖石头”到“卖竹子”再到“卖风景”的产业绿色转型之路。研究发现,国家在宏观制度层面释放出来的公共权力与空间是村庄产业转型的基本前提;项目下乡与工商资本下乡则为村庄提供了各类有形与无形的资源;村庄的资源禀赋、共同体意识,尤其是村庄精英群体对外部制度空间、资源输入的判断与把握,对内部经济资源、社会资本等条件的利用则是造成产业转型效果差异化的内在因素。

迈向韧性发展:乡村适应性变迁的内在逻辑

为了解决乡村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党和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乡村发展措施。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力量进入乡村,在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前,乡村的存在形态和功能角色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村庄的发展也呈现出多重特点。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正是村庄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主体性,从而摆脱困境、走向发展。

环境协同共治模式何以可能:制度、技术与参与——以农村垃圾治理的“安吉模式”为例

农村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复杂互动,具有高度的复合型特征,如何有效地解决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了一个兼具"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以政府为主体的治理路径需要承担过高的行政成本,而以社会为主体的治理路径则面临内部动力疲软、外部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迈向环境协同共治模式已成为普遍共识。浙江省安吉县在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中,首先从路径设计、工作机制、长效管理入手,构建了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此保障了治理的规范性;其次,通过引入专业化、标准化的处理技术与市场服务,破解了困扰垃圾处理的多项技术难题;最后,在挖掘与整合村庄内部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激发了村民自治组织及村民的参与积极性,进而实现了多方参与的常态化。"安吉模式"的核心特点在于,依靠制度、技术与参与要素,有效地将政府、市场、社会等涉及农村环境公共利益的相关主体衔接起来,实现了治理的高效性与持续性。在总结"安吉模式"的基础上,基于治理理念的培育、治理主体的责任划分、治理规则的多元整合与治理工具的灵活运用等四个层面提出构建农村环境协同共治模式的基本要素,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治理实践提供借鉴与指导。

迈向韧性发展:乡村适应性变迁的内在逻辑

乡村的发展不仅受到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影响,同时也是村庄内在调整与变革的结果。本研究以一个浙北村庄的发展变迁为例,基于韧性发展视角,从历史的、整体的、实践的维度,分析各类要素如何产生联系并共同作用于村庄的发展。主体性指的不仅是村庄主动作为的心理状态和成就动机,更是村庄与不同主体在打破边界,合作互补和不断整合中适应发展环境的行动韧性。案例中,村庄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表明,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促使村庄内部与外部环境协同演变。因此,增强社区主体处理风险和把握机遇的能力是村庄保持特色与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灰地》与《灰人》的“灰方法”——兼论青年研究的方法创新

《灰地》、《灰人》是学者黄海的代表作。他以独特的视角及研究方法为当前的青年研究提供了有启发性的参照思路。怀特的《街角社会》引入和深化了参与观察等"灰方法"而成为名著。《灰地》与《灰人》选材独特,参照名著《街角社会》运用参与式观察、"入场"式访谈以及生命历程理论等研究方法,为社会调查研究和青年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灰方法"研究经验。

社会参与促生态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的发展“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然而目前的环境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统计的254个城市中，仅有24．9％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加大了治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