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和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本文旨在介绍联合国发起并倡导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的核心理念和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中心议题,梳理全球信息社会过去十年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分析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来的议题演变、新增话题和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是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完成第一个10年目标,开启下一个10年的第一年。本文借此机会综述十年来全球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及其主要精神和成果,并佐以国际政策界常用的数据来源和相关指数为中国的信息社会建设和互联网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学术参考。本文仅阐述作者个人认知和观点,不代表所服务机构的任何观点和立场。

全球数字治理和平台监管新趋势——政府、公司和公众利益的博弈与平衡

本文梳理近年来全球数字治理的主要趋势,详析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性议价规则》和欧盟《数字服务法案》草案的数字平台监管案例,尤其是大型数字平台的内容审核机制,对制度和监管层面进行初步的探讨。对于未来的数字治理和平台监管,本文提出四条政策建议:1.数字治理和平台监管需要数字立法、政策和制度创新:政府和议会的主导地位不可替代;2.数字生态系统的共同监管新模式:政府监管应同平台自我监管相结合,并提倡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协作;3.数字平台治理和内容审核机制应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用户权利以及支持数字时代的新闻媒体发展;4.未来数字治理和平台监管需要更多跨国治理和国际数字合作。

世界信息社会峰会视野中的国际传媒发展

本文回顾了联合国2003—2005年间主导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orld Summit of Information Society,WSIS)对国际传媒发展的愿景和行动计划,综述了2005—2015年该计划在传媒领域发展的十年历程。本文介绍了传媒在各国建设信息社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了数字时代的若干关键领域,如记者安全、新闻传媒发展以及媒介和信息素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本文展望了峰会2015年后的媒介发展趋势和传媒发展纳入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框架的新形势,并具体分析了包括网络隐私、假新闻泛滥以及网络仇恨和极端言论现象等若干新问题。世界信息峰会的十年历程表明,为应对信息技术和传媒融合过程中层出不穷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必须仰仗包括政府、技术群体、传媒机构、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民间团体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到传媒发展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谈谈法制与法治

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就将“法治”提高到了治国战略的高度。而改革的深入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法治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随着法治程度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推进社会的进步。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完善，就必须走法治之路，本文着重从“法制”和 “法治”这两个大家容易混淆的概念出发，探讨了法治的重要性。

2016-2017盘点二十大数字政策热点和走向——日内瓦互联网平台(Geneva Internet Platform,GIP)及其互联网研究报告

位于瑞士的日内瓦互联网平台（Geneva Internet Platform,GIP）,（2）是瑞士政府资助和发起的一个研究互联网治理和政策的智库组织,由Diplo基金会主办。该平台旨在建立一个数字政策的瞭望台、互联网治理的能力建设中心以及政策讨论平台。

人工智能的国际伦理原则探讨:聚焦隐私和数据保护问题

如何考量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人类机构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人工智能作为21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项科技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隐形把关人和隐形决策者。如何使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人性化价值,巩固人的尊严和自由并增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挑战,首要解决的是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许多国际组织、国家、业界和各方机构出台了数百份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和倡议文件。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全球范围和国家层面代表性的机构和代表性的文件来归纳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制定的主要维度,同时聚焦各方共同关注的隐私保护问题,结合全球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防治带来的危机,从技术、国际法标准、国家层面隐私保护框架/指标、儿童隐私保护等多个角度,探讨人工智能时代隐私保护的挑战、风险和对策。

客户满意度与供电服务质量研究

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也使得人们对电的需求量不断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电力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有了新的要求。为了进一步满足人们的服务需求,开展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评价势在必行。文章主要从客户的满意度入手,就客户满意度与供电服务质量展开研究,力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供电服务质量。

全球化背景下的“数字鸿沟”——北京、义马两地网民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社科院2003年12城市的互联网调查数据,采用实证的定量统计方法,着重比较北京和义马两地网民在网络接入、用网模式和态度三个方面的异同,来检验两地之间的"数字鸿沟"。经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和义马两地之间的互联网扩散并不存在延伸在传统社会经济边界上的"数字鸿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数字鸿沟"的终结,而是在当今的"数字鸿沟"呈现出新态势,即,在全球化的潮流下,"数字鸿沟"的边界模糊了;互联网的扩散不再完全受控于社会和经济条件,而是取决于多种条件,包括网民自身的种种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主宰虚拟空间的跨国公司的利益、商业的驱动和网民的消费需求等诸多因素交织在其中,共同塑造着互联网扩散的边界,同时也都被这个边界所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