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俱乐部模式及其功能和风险

气候俱乐部是国外常年关注的气候合作方案,但很少有人直言俱乐部式治理能否创新性补充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体制。规范型、论坛型、联合行动型等开放包容型俱乐部较能保障政治可行性、制度合法性,可缓解《巴黎协定》“大而弱”所导致的治理规制困境,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增效,但分别存在沦为空谈、大国操纵、透明度低的风险。封闭排他的布坎南俱乐部政治可行性和制度合法性都比较低,制度设计要求高,较难建成,并存在背离多边规则、与协定相冲突的风险。总体来说,俱乐部式气候治理或能成为协定和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但需警惕其弱化“共区”原则的风险,避免其沦为发达国家弱化和逃避气候责任的迂回手段。从引领气候治理和应对国际气候政治变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关注俱乐部式气候治理,对开放包容型俱乐部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和创建;对封闭排他型俱乐部保持警惕,有所防范。

国外学术界关于气候俱乐部的研究述评

气候俱乐部是当今全球气候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的研究比较缺乏。而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则比较成熟,其主要进展体现为,在气候俱乐部的界定与类型划分、特点与优势分析、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三方面开展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气候俱乐部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兼顾效率、意愿、参与度和平等性的气候治理新模式。中国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深入研究气候俱乐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理解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以中国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问题关联、认知关联、政策法规关联、机构关联和内外关联5个方面,呈现出日益紧密和日益复杂的发展趋势。环境与卫生治理体系不够健全和高效以及应对环境与健康问题的能力比较薄弱是当前中国环境与卫生治理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

日本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分析

日本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公害大国的形象,走上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强国和环保大国之路,主要应归功于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关系的重构,环境治理目标的规范化和指标基准化,以及环境治理政策在国内国际两大维度、国内社会各个层次协同演进,日本形成具备导向明确、多元连带、规范内化、制度自洽这四大特点与发展趋势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归根结底,这种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植根于政治国家、经济市场、市民社会三者均衡之中"人"的绿色转型。

一种基于小波变换的PCB缺陷检测分割算法

针对全局Otsu分割算法在有噪声的PCB图像和具有复杂背景的PBC图像分割中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利用小波变换与局部Otsu阈值相结合的图像分割算法。首先通过小波变换对PCB图像去噪,然后通过分析图像灰度直方图对图像进行划分,并使用Otsu算法确定各个子图像的阈值。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治理与中国参与——基于关键供资国参与路径的比较分析

作为粮食安全制度复合体中的核心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在“大农业”框架下搭建了以规范性工作和实地项目为支柱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作为其关键供资国,中国、美国、德国、巴西在供资渠道与定位、规范性参与和实地项目合作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性,这缘于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外交战略和治国理政经验。在实地项目合作中,中国表现出的关注生产能力建设、需求导向、一国一模式,以及共同实践、互利共赢的特点,使中国—粮农组织信托基金产生了较好实效。相较其他三国,中国在粮农组织规范性工作方面的参与和影响比较少,在利用和创新系统性解决方案、塑造单一项目的持续性影响方面相对薄弱。在粮农组织有意减轻南南合作方面对中国资金依赖的背景下,总结经验,做好最佳实践和标准建设,共享知识,塑造系统性解决方案,以夯实和拓展合作空间或是中国下一步应考虑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系统的国际传播研究:以决议机构为例

中国在推广、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阐发了多元形态的命运共同体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多元形态的共同体愿景在决议机构文件中的表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系统传播的主要体现,涵盖了和平安全、发展和人权这三大联合国全球事业的支柱。中国以“决议外交”为直接手段,以“能力建设伙伴关系”为重要抓手和保障,以“关联性治理”为主要技术特点,围绕全球层面的“南方发展”(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和区域层面的“一带一路”建设这两大主题,借由国际安全治理、共同繁荣和发展治理、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共建共享人权为主要体现的“以人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治理这四个路径,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决议机构传播的基本格局,但也面临“决议外交”成效不稳定、伙伴圈层不清晰等因素的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需要在权力结构不会发生颠覆性改变的前提下着眼于国际传播的制度环境建设,通过识别、扩展和善用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之间制度的关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营造系统、稳定而牢靠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