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粒体DNA在固有免疫调节中的研究进展

线粒体是细胞内氧化磷酸化以及合成ATP的最主要场所,以"动力工厂"著称。同时,线粒体还参与细胞的增殖、分化、信号传递及细胞凋亡等过程。近来研究表明,线粒体除了参与细胞能量代谢外,还发挥了其他的病理生理学功能。线粒体释放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尤其是mt DNA能够激活TLR-9,NLRP3炎性小体以及c GAS-STING信号通路诱导宿主固有免疫应答抵抗外来的病原微生物。虽然线粒体DNA能够促进抗菌免疫防御和调节抗病毒信号传递,但是细胞损伤或凋亡所释放的mt DNA同时也能够诱导炎性疾病的产生。因此,mt DNA不但参与细胞代谢和能量合成,而且在固有免疫系统中发挥重要的意义。文章就mt DNA相关的信号通路在固有免疫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在脓毒症及肠屏障功能中的研究进展

脓毒症是导致重症患者死亡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中性粒细胞是脓毒症过程中发挥免疫应答主要效应细胞。除发挥趋化和吞噬作用,中性粒细胞还能够释放由双链DNA和镶嵌在DNA上抗菌蛋白组成的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脓毒症中持续过度形成的NETs将引起血栓及多器官功能障碍(MOD)的发生。肠道作为MOD的始动器官,脓毒症并发肠道屏障受损是MOD发生的重要原因。NETs与肠屏障损伤密切相关,肠道中过度形成的NETs可引起肠黏膜持续炎症,导致肠功能紊乱。文章主要就NETs在脓毒症及肠道功能中新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线粒体DNA诱导肠屏障功能障碍

肠屏障损伤是创伤及感染向多脏器功能障碍(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进展中的枢纽性病理生理变化。创伤及感染时,肠上皮细胞的线粒体受累早,线粒体功能紊乱并释放出大量线粒体DNA(mtDNA)从而加重器官功能障碍。mtDNA已被证实是触发固有免疫应答的"扳机",具有明确的免疫学效能,能够激活TOLL样受体9、NLRP3炎症小体、cGAS-STING等,导致炎症因子的大量分泌及诱导I型干扰素应答,最终导致肠黏膜屏障的损伤。本文综述了mtDNA诱导炎性反应的始动与放大作用,阐明mtDNA诱发的肠屏障损伤是肠道成为MODS始动和中心器官的重要途径。

Ⅰ型干扰素在肠黏膜中的抗炎作用

I型干扰素(IFN-I)是一种多效细胞因子家族,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现主要应用于抗病毒治疗。然而有研究表明,I型干扰素也可通过调控炎症因子的分泌以及免疫细胞的分化成熟,从而抑制肠道内的炎症反应。本文针对IFN-I在肠道炎症中的抗炎作用进行综述,揭示了IFN-I在肠道内稳态维持过程中的扮演的重要角色。

成人胃重复畸形5例临床分析

本文总结了5例成人胃重复畸形的临床特征,多见于中年男性,多源于胃体大弯侧,多表现为外生型囊肿,易被误诊为胃间质瘤、腹腔或胰腺囊肿。外生型胃重复畸形多经外科手术切除,内生型胃重复畸形可尝试内镜下切除,术后复发率低。

小鼠肠肌层细胞分离提取方法的建立

目的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尝试一种活性强、比例高的小鼠肠肌层细胞分离提取方法。方法采用"降阶梯"策略构建解离液组合,逐层解离黏液层、黏膜层、固有层和黏膜下层,再使用消化液消化肌层细胞。其中,降阶梯式解离液是指胰蛋白酶浓度在黏液层、黏膜层和黏膜下层解离液中阶梯式降低;消化液是由胶原酶Ⅰ/Ⅳ、中性蛋白酶与脱氧核糖核酸酶Ⅰ(DNaseⅠ)组成。实验组1、2、3的胰蛋白酶浓度(wt%)梯度分别为:0.50、0.25、0.10;0.50、0.30、0.20;1.00、0.50、0.25。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成功分离出肠肌层,并获得了肠肌层细胞,实验组1的肌层暴露比例为(91.00±1.87)%,细胞活性为(79.20±0.49)%。实验组1的肌层暴露比例显著高于实验组2[(91.00±1.87)%比(80.00±3.16)%,t=2.994,P<0.05]和实验组3[(91.00±1.87)%比(83.00±2.55)%,t=2.530,P<0.05];同时实验组1的细胞活性也显著高于实验组2[(79.20±0.49)%比(70.20±0.37)%,t=14.600,P<0.01]和实验组3[(79.20±0.49)%比(62.40±0.40)%,t=26.560,P<0.01]。结论本方法能够提取获得活性强、比例高的肠肌层细胞。

体外淋巴结分拣技术在胃癌手术标本处理中的应用

回顾性分析86例胃癌患者D2根治术后体外淋巴结分拣的临床资料,淋巴结分拣工作主要可以提高第4sb、4d、6、7、8、9组淋巴结的检出率。术后标本淋巴结的详细分布及检出数目能够反映术中的淋巴结清扫情况和明确病理分期。

2例pT1aN3b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本文总结了2例pT1aN3b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均含印戒细胞癌成分,分别检出62枚与41枚淋巴结,阳性淋巴结均集中于胃小弯侧。最长随访近9年,患者均健康存活,无复发迹象。

吲哚菁绿用于外科术中神经显影的现状与展望

神经保护在外科手术中具有重要意义,与围手术期安全性及生理功能密切相关。以吲哚菁绿(ICG)为代表的近红外荧光示踪剂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既往研究多围绕ICG的肿瘤成像与淋巴示踪功能,本文将回顾ICG在导航外科领域的应用历程,梳理ICG在术中神经显影与保护方面的临床证据,侧重于总结ICG神经显影的原理、给药方式及观察窗,展望ICG衍生类新型示踪剂、ICG近红外Ⅱ区(NIR-Ⅱ)成像等临床应用前景。

胃癌肝转移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构建

目的通过回顾性分析单中心胃癌患者临床数据,得到胃癌肝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Nomogram预测模型。方法纳入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85例胃癌伴肝转移(GCLM)患者,以及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行胃癌根治术治疗的536例无肝转移患者,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22.0及R 3.6.3进行数据分析。应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及绘制ROC曲线,通过绘制诺模图(Nomogram)将多因素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P<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肿瘤位置、N分期、年龄、性别、肿瘤分化程度、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25(CA125)、糖类抗原242(CA242)均为胃癌肝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分析建立Nomogram预测模型(C=0.911,95%CI:0.880-0.958)。结论通过引人肿瘤位置分类方法、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等全身炎症反应指标,营养学指标预后营养指数(OPNI),确定了胃癌肝转移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性Nomogram模型,可以为胃癌肝转移临床预测提供参考。

降钙素原对肠瘘患者确定性手术后腹腔感染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降钙素原（PCT）对肠瘘患者行确定性手术后出现腹腔感染的预测价值。方法前瞻性纳入2012年2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肠瘘治疗中心连续收治的行肠瘘确定性手术的患者，排除急诊手术、术前有临床感染、术前有慢性肾功能或肝功能不全以及年龄〈18岁的患者，共356例肠瘘患者纳入研究。根据术后有无腹腔感染将患者分为腹腔感染组（26例，其中21例为吻合口瘘，5例为腹腔脓肿）和非腹腔感染组（330例）；再根据是否存在其他感染，将非腹腔感染组分为其他感染组（93例）和无感染组（237例）两个亚组。采用免疫荧光法测定降钙素原水平，血液自动分析仪测定白细胞计数，比浊法测定CRP浓度。比较3组间术前及术后1、3、5、7 d血液中降钙素原水平、C反应蛋白（CRP）浓度和白细胞计数；并绘制以上3种指标预测术后腹腔感染的ROC曲线。 结果腹腔感染组和非腹腔感染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但腹腔感染组多发肠瘘比例（53.8%，14/26）和手术切除结直肠的比例（61.5%，16/26）高于非腹腔感染组[20.0%（66/330），χ2= 15.847，P= 0.000；31.2%（103/330），χ2 = 9.961，P= 0.002]。腹腔感染、其他感染和无感染3组术前降钙素原、CRP及白细胞计数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3种指标术后均明显升高，降钙素原和白细胞计数在术后第1天达到峰值，CRP在术后第3天达到峰值。腹腔感染组患者的术后第1、3、5天降钙素原分别为（5.4 ± 4.2）μg/L、（2.9 ± 1.9）μg/L、（1.6 ± 1.8）μg/L，明显高于其他感染组和无感染组[（4.2 ± 8.7）μg/L、（1.9 ± 3.8）μg/L、（0.6 ± 0.8）μg/L以及（2.7 ± 5.8）μg/L、（1.1 ± 1.7）μg/L、（0.5 ± 0.7）μg/L；均P 〈 0.05]；腹腔感染组患者术后第1、3天的CRP均值分别是99.4 mg/L和183.9 mg/L，术后第1、3、5天的白细胞计数均值分别是16.0 × 109/L、10.8 × 109/L及8.7 × 109/L，均明显高于另外两组（均P 〈 0.05）。其他感染组和无感染组的这3种检验指标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ROC曲线显示，术后第3天和术后第5天降钙素原最佳截值点分别为0.98 μg/L和0.83 μg/L时，曲线下面积（AUC）最大，分别为0.86和0.84，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2.0%、74.0%和91.0%、73.0%。CRP和白细胞计数的AUC最大值分别为0.72和0.71，均出现在术后第3天。结论肠瘘患者确定性手术后第3天降钙素原〉 0.98 μg/L和术后第5天〉0.83 μg/L，可以预测腹腔感染的发生。

消化道瘘切除术后血糖升高对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非糖尿病消化道瘘患者接受择期确定性胃肠道重建手术的围手术期间血糖升高的不良影响。方法选择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肠瘘治疗中心2012年9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行确定性胃肠道重建手术治疗的消化道瘘患者中年龄18～70岁、术前无弥漫性腹膜炎及全身感染等现象者，回顾分析其临床资料和手术前后血糖检测水平，按照术后48h内所检测获得的最高血糖值，将患者分为正常血糖组（血糖〈6．9mmol／L）、轻中度高血糖组（血糖6．9-11．4mmol／L）和重度高血糖组（血糖≥11．7mmol／L），比较3组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分析术后高血糖对包括术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和吻合口瘘、术后肠内营养恢复时间和住院天数以及住院费用等指标的影响。结果314例患者入组，术后出现胃瘘6例，小肠瘘95例，回结肠吻合口瘘116例，结直肠瘘97例。术后血糖升高（〉6．9mmol／L）193例（61．5％），其中轻中度高血糖组148例，重度高血糖组45例；正常血糖组121例。3组患者的性别、体质指数、有无吸烟史、是否饮酒及原发病类型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高血糖组患者年龄及ASA评分显著高于正常血糖组（均P=0．000）；高血糖组患者术后发生回结肠吻合口瘘的比例（轻中度高血糖：40．5％，60／148：重度高血糖：44．4％，20／45）高于正常血糖组（29．8％，36／121）。术后血糖升高的两组患者术中接受输血人数相比正常血糖组更多（P=0．001）、手术时间更长（P=0．026）、吻合口数量≥2个者更多（P=0．001），接受腹腔镜辅助手术比例更低（P=0．005），术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比例（P=0．006）、吻合口瘘发生率（P=0．004）和再次接受手术比例高（P=0．004）；肠内营养恢复时间（P=0．001）、ICU住院时间（P=0．001）及总住院时间更长（P=0．000）；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更高（P=0．000）。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轻中度和重度高血糖是预测手术部位感染（OR=1．99，95％CI：1．12～3．54，P=0．019；OR：3．02，95％CI：1．36—6．70，P=0．007）和吻合口瘘（OR=7．59，95％CI：1．68～34．34，P=0．009；OR=13．4，95％CI：2．50。71．65，P=0．002）的独立危险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示，正常血糖组相对于轻中度血糖组肠内营养恢复时间提前2d，相对于重度高血糖组提前近3d；轻中度血糖组住院时间相对于正常血糖组延迟2d，重度高血糖组则相对于正常血糖组延迟近10d。结论消化道瘘患者接受择期确定性胃肠道重建手术围手术期间血糖升高者比例较高，血糖升高易导致手术部位感染或出现吻合口瘘，并影响术后恢复。故对于术后发生高血糖的患者，建议必要时予以降糖干预。

腹腔57例巨大间叶源性肿瘤报告并文献复习

目的分析腹腔巨大间叶源性肿瘤的临床特点、外科治疗及其预后。方法回顾性总结自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57例腹腔巨大间叶源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病种及人口学特征、术中探查及外科治疗情况、围手术期及随访预后情况等。对于连续型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若满足正态分布,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若不满足正态分布,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对于分类变量,以频数(百分率)表示。所有数据分析与统计用GraphPad Prism9.0完成。结果共纳入57例直径≥10 cm,瘤体≥1kg的腹腔巨大间叶源性肿瘤,包括间质瘤31例、脂肪肉瘤13例、平滑肌肉瘤2例、横纹肌肉瘤2例、淋巴管瘤2例、神经鞘瘤2例及其他肿瘤5例。发病年龄(55.8±13.9)岁,肿瘤直径(13.0±7.0)cm,手术时长(175.0±90.0)min,术中出血量(200.0±450.0)ml,术中输血率26.3%,多灶率22.8%,整块切除率80.7%,侵犯周围结构率22.8%,联合脏器切除率50.9%,患者术后住院(11.0±5.0)d、随访(23.0±16.0)个月,死亡4例(7.0%),均因肿瘤复发转移死亡。结论间质瘤与脂肪肉瘤是最多见的腹腔巨大间叶源性肿瘤,不同类型肿瘤的临床特征与外科治疗存在差异,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认识有助于改善此类患者的临床预后。

肠外瘘患者确定性手术前非甲状腺疾病综合征对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肠外瘘患者确定性手术前非甲状腺疾病综合征（NTIS）对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4月至2016年11月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收治的264例行确定性手术治疗的肠外瘘患者（181例甲状腺功能正常和83例NTIS患者）的临床资料．行确定性手术治疗后86例患者发生SSI设为SSI组，178例患者未发生SSI设为无SSI组。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SSI的相关风险因素分析。（2）术前NTIS对术后SSI的影响。（3）血清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水平对术后SSI的预测能力。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疋。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分析血清FT3水平对术后SSI的预测能力。结果（1）术后发生SSI的相关风险因素分析：SSI组患者术前经瘘口肠液丢失量、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手术切除部位、手术方式分别为〈200mL／24h65例、200—500mL／24h15例、〉500mL／24h6例，（119±36）g/L，胃和十二指肠5例、小肠50例、回结肠31例、结直肠36例（部分患者手术切除多个部位），开腹58例、腹腔镜辅助28例，无SSI组患者分别为135、27、16例，（125±39）g/L，1l、9l、53、71例，127、51例，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471，t=1．202，X2=0．332，0．422，P〉0．05）。SSI组患者术前瘘口类型、术前血清白蛋白水平、术前NTIS、术中出血量、手术持续时间分别为单发57例、多发29例，（35±8）g/L，36例，〈300mL67例、≥300mL19例，〈3h53例、≥3h33例，无SSI组患者分别为146、32例，（37±9）g／L，47例，161、17例，140、38例，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089，t=2．422，X2=6．426．7．746，8．547，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术前多发肠瘘和术前NTIS是影响肠外瘘患者术后发生SSI的独立影响因素（比值比=1．873．2．464，95％可信区间：1．052～2．671，1．120～4．392）。（2）术前NTIS对术后SSI的影响：术前NTIS患者的术前多发性肠瘘发生率、术前肠内营养时间〉3个月比例、术后SSI发生率分别为31．3％（26／83）、72．3％（60／83）、43．4％（36／83），术后SSI中的浅层切口感染发生率、深层切口感染发生率、器官腔隙感染发生率分别为9．6％（8／83）、21．7％（18／83）、7．2％（6／83），术前甲状腺功能正常患者分别为19．3％（35／181）、57．5％（104／181）、27．6％（50／181）、11．6％（21／181）、3．9％（7／181）、8．8％（16／181）；两者术前多发性肠瘘发生率、术前肠内营养时间〉3个月比例、术后SSI发生率、浅层切口感染发生率、深层切口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4．603，5．319，6．426，4．256，4．377，P〈0．05）；而器官腔隙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193，P〉0．05）。（3）血清FT3水平对术后SSI的预测能力：ROC曲线显示血清FT3预测术后SSI的最佳截值点为3．5pmol／L，AUC为0．75，灵敏度为72．6％，特异度为68．7％。结论肠外瘘患者确定性手术前存在的NTIS与术后SSI的发生相关，血清FT3预测术后SSI的最佳截值点为3．5pmol／L。

线粒体DNA损伤在缺血再灌注中的研究进展

重症患者中缺血再灌注(I/R)的发生常会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最终导致死亡。I/R损伤常见于急性肠系膜缺血、创伤、感染性休克、烧伤以及外科操作等。研究结果显示,线粒体功能与I/R损伤的发生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线粒体虽然具有生成三磷酸腺苷(ATP)的能力并被看成细胞的"发电站",但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线粒体功能紊乱能够促进炎症、氧化应激以及诱导细胞的凋亡。其中炎症应答、氧化损伤以及凋亡在I/R损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证明,线粒体DNA(mtDNA)损伤能够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从而进一步加重I/R损伤。此外,当损伤的mtDNA释放到胞质、胞外环境或循环中,它能够激活多种模式识别受体(PRRs)以触发炎症放大。本文综述了mtDNA损伤和I/R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同时推测mtDNA可能成为I/R损伤潜在的作用靶点。

预后营养指数对肠瘘患者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术前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PNI）对于肠瘘患者术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surgical site infection，SSI）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1月至2015年10月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收治的290例行手术治疗的肠瘘患者，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肠瘘患者术后发生SSI的风险因素，通过ROC曲线评估术前PNI对SSI的预测价值。结果290例肠瘘患者中共有90例（34．1％）患者发生SSI。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前PNI〈45对预测SSI有价值（曲线下面积为0．72，灵敏度为76％，特异度为55％）。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PNI〈45（OR=2．24，95％CI1．09～4．61．P=0．029）和外周血WBC升高（OR=3．70，95％CI1．02～13．42，P=0．046）是预测术后SSI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术前PNI对肠瘘患者术后发生SSI有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