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征收补偿原则——以比较法为视角

土地征收作为财产征收的主要形式,应当满足补偿性的构成要件。当前多数国家的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具有极大相似性,只不过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着些许差异。在历史的递嬗上,不少国家土地征收补偿原则的立法政策曾经历从完全补偿到适当补偿又复完全补偿的变迁。我国尽管现行立法并无有关土地征收补偿原则的成文规定,但可以推定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接近合理补偿。为有效规制大规模滥用土地征收权的现象,未来的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应以完全补偿为标准,并围绕这一原则构建相对比较完善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制。

浅议媒体监督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

新闻媒体介入到执法监督领域,会造成媒体和民众在事实认定和结果判断上与执法机关的矛盾对立。新闻监督与行政执法两者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相互制衡与促进。在共同的社会正义价值目标基础上,行政执法要防止因过分强调独立而走向执法专横,传媒则要防止因过分强调监督而走向媒体审判。

高校法律硕士“时尚法”方向课程设置研究

我国高校法律硕士的课程体系中,有关“时尚法”方向课程设置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时尚行业与法律专业交叉发展为背景,设置能够为时尚行业输送兼具专业性与实践性法律人才的“时尚法”方向课程,使“时尚法”课程内容与时尚行业对复合型法律人才的要求相契合。通过借鉴国外培养方案等方法,明确“时尚法”的体系和范围,设置了一套科学完整的法律硕士“时尚法”方向课程方案,为“时尚法”人才培养添砖加瓦。

生态城市建设仰赖法制完善

在各个城市都在全力推进生态城市建设之时，杭州也不甘落后，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先后获“中国最佳人居环境奖”和“国家卫生城市”、“国家优秀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

法治发展的差异与中国式进路

本文认为,中西方法治发展存在地域的对极与时间阶段上的逆流关系,但是人类法治仍然存在一些最低限度的共性。推进法治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而法治建设的突破口又是以司法改革为核心的,其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职业是司法重构的两个基石。中国法治存在着两种主体性推动力,即民间力量与法律人的作用。

中小楼宇企业法律风险防控

中小型楼宇企业是楼宇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因此而衍生的楼宇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是楼宇经济和楼宇社区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选取了杭州市下城区八个街道的八个综合性商贸办公楼中的中小楼宇企业,通过调查问卷和数据分析,剖析中小楼宇企业所存在的法律风险并提出对策。

医疗患者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浅析

医疗患者隐私权会受到超出知情范围刺探，非法窥视，擅自公布和非法利用等方式侵害，笔者分析医患关系中患者隐私权与医生生知情权、第三人及公共利益等的冲突，建议从立法、法律道德素质、救济权保护等方面保护我国患者隐私权。

杭州市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制保障体系研究

生态城市建设离不开法制体系的保障。本文以生态基础较好的杭州作为分析对象，探讨了生态城市建设中法制保障体系的存在问题，提出了杭州生态城市法制保障体系的建设方案。

日本法官的行政控制

文章通过介绍分析日本法官的地位、最高裁判所的事务总局、司法机关和法务部之间的人事交换、司法会议、外部组织的会员资格等 ,对日本法官所受的行政控制进行了研究。并从文化和政治角度对这一整套的行政控制体系的发展加以解释和回答。最后提出了对日本司法改革的相应建议。

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经验和法治

通过对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等组织鼓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创造“法律”的种种企图的剖析 ,作者对它们的“法治”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它们所谓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扰”的法治目标实际上并不存在 ,拒绝法律的政治特性将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是将低估法律发展的困难和复杂性 ;其二是将导致法律是好的而政治是坏的优劣分野。此外 ,作者还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法治经验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中国古代“讼师”正名论——以明清时期为例

自古及今,无论官方抑或坊间,只要论及讼师,几乎众口一词地斥之为无事生非、奸诈贪婪的小人。其实凡事皆有两面性,讼师确有许多不良行径,但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也不应被忽视。以明清讼师为研究对象,主据明清史料,就讼师是否确为"唆讼"、"诈财"之徒与诸学者商榷,考察讼师在当时社会的性质,以及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法律与基因的对话——生命法学的现实问题研究

21世纪是生物信息的时代。从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1953年 Watson 与 Crick 提出 DNA 的双螺旋模型,从1978年7月25日第一个试管婴儿 Louise Joy Brown 的出世到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 Dolly 诞生,生命科学尤其是基因技术,因为其对生物遗传。

推进杭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制环境及对策研究

从对现行政策的整理分析及与同类城市的比较来看,杭州现行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仍旧存在政策分散,缺乏连贯、系统性;力度相对不足;政策成效存在瓶颈,对企业创新缺乏持续影响等不足。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在税收、金融、资助各方面依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活动特征,出台操作性较强的针对政策,形成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