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城管智慧化的杭州路径

杭州在全国首创信息采集市场化,采取政府"花钱买信息"、"养事不养人"的做法,引进和培育具有良好社会信誉的第三方从事信息采集工作,成效显著。杭州作为住建部首批十个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城市之一,紧密结合城市管理实际,依托信息化手段,以市政、公用、市容、环卫为主要管理内容,搭建起全市统一的数字化城市综合管理平台。经过六年多的培育和发展,如今,杭州数字城管已累计上报有效信息649.23万件,及时发现并解决的城市管理问题514.79万件,问题及时解决率由刚运行时的26.7%提升至目前的97.86%;单件问题处置时间也由原来的一周缩短为目前的6.33小时,单位面积问题发生量下降了35.6%。这些成绩取得的背后。

当前政府数字城管协同平台管理路径创新及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数字城管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城管部件、事件信息,敦促相关责任部门或单位进行快速处置,促进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在这个过程中,协同平台主要承担着整合城市管理各责任单位职能的协调、派遣和督办等工作,实现跨部门协作,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效能。本文拟从杭州市数字城管协同平台管理路径的演变入手,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协同平台管理方式的对策和办法。

共同富裕场景下杭州创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临平样板”

2021年5月10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利于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有利于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有利于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在浙江及国内其他一线城市,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是如何落实“住有所居”,特别是处于“夹心层”的一些蓝领工人和高等院校毕业生的住房问题。当前作为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的共有产权住房政策已经在一些城市试点推行,这对促进住房公平、缓解“夹心层”住房困难问题、完善住房保障和住房供应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的建立、优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引入“积量”指标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探讨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将于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较现行行政处罚法,新法在行政处罚“三项制度”、行政处罚权下放和行政处罚权限扩大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调整。特别是“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对行政主体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提出了新要求。笔者结合过往行政执法工作实践,以分析违法行为关键因素为基础,引入“积量”指标,建立行政处罚裁量数学模型,将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与行政罚款额紧密关联,并形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系统性地解决行政处罚标准不统一、容易产生畸轻或畸重处罚等问题,切实维护行政机关执法形象,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数字化改革背景下杭州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数字浙江”是全面推进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程。2003年1月,在浙江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提出“数字浙江”建设,同年7月,“数字浙江”建设上升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自此,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以贯之抓好部署和落实,明确要求以数字科技创新为关键动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政府。“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等重大改革相继推出,促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实施数字化改革,就是要继续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主题,加快数字浙江建设,推进全省社会治理等改革发展实现新突破。

没收较大数额财产向当事人履行昕证告知程序较为稳妥——兼与胡海洋同志商榷

胡海洋同志在2007年2月《城建监察》《关于责令限期拆除的违法建设案件是否应当向当事人履行听证告知程序的认识》一文中（以下简称“胡文”）间接提到，违法所得、非法财物本身是非法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对其的处理有别于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合法财产的剥夺，

对“红头文件”作为城市管理行政处罚依据的思考

杭州某公司（改制乡镇工业企业）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于1995年擅自建造混合结构房屋一幢，面积为217．78平方米。该行为违反了《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属违法建设。该违法建设尚未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对该案如何进行处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按照《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处以违法建设工程造价5％的罚款；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按照《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杭政办（2000）24号文件（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区乡镇改制工业企业“两证”办理补充意见的通知）精神，处以按每平方米200元计算工程总价的10％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