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文教育中阿波罗的威权——阿诺德、白璧德和瑞恰慈文学思想论略(上)

哈佛院系从传统人文主义者所谓的'选择过度课程'之中恢复'核心课程'的计划,体现了一种症候式怀旧情绪,甚至体现了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努力,那就是要重整'人文主义知识的共同体系',而这套体系的权威在越战期间受到了学生反抗运动的强烈质疑,他们注意到美国高等教育与针对越南人民的工业化、军事化、政治制度化的种族中心主义战争彼此合谋,沆瀣一气。人文主义就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它凝固了一种二元逻辑,在存在与时间、同一与差异、秩序与紊乱之间,第一项不仅优于第二项,而且第一项还被赋予了权威与权力,任其蹂躏、拓殖以及鞭笞第二项。为给最为出类拔萃的三大'后人文主义反记忆'之声音招魂——在笔者的论文之中,读者将会听到这些声音,人文主义教育的历史业已启动了全方位的复兴策略。无论其发展是多么不均衡,这些策略都反映了结构整体的律令。这些律令出自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定义的形而上学,出自福柯所定义的全景监控主义。

柏拉图的药(一)

通过细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德若》,德里达展开了对爱欲、修辞、书写、哲学关系的讨论。在这篇著名论文中,德里达更新和加深了对传统柏拉图观念论的物质主义批评。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认为,真理之存在不依赖于且超越于语言指称行为;而作为语言指称行为的典范,书写乃是纯粹的派生物和补充物,同持驻在心灵和展现在言语之中的真理相比,它只有次要的意义。在《斐德若》中,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之口,将"逻各斯"描述为"父亲""帝王",享有对书写的威权。书写既是补药又是毒药,它必须服从逻各斯的统治,而不该将探索真理的心灵引入迷途。于是,柏拉图及其老师苏格拉底与智术师势不两立,后者教导青年人运用书写,滥用修辞,激发爱欲,引人偏离爱智之道。唯有观念活着在场,真理方可存在。若无观念,作为再现技巧的书写,像辅助记忆的技术之类,只不过是在重复,而无助于探索真理,倒会变成谬误的载体。选取一个古希腊语"pharmakon"作为隐喻,德里达强调书写具有善恶、补损二重性。书写提供一种无须包容真理的幻象,从而危及真理。但是,作为对真理的补充,书写也有助于真理的传播。

喻象阐释与现代主义阐释学——论奥尔巴赫《摹仿论》中的修辞手法

在整个作品体系之中,奥尔巴赫事实上建构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理解方法。其重要性在于,这种阐释学源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沉潜于喻象阐释,这是一种本质上属于基督教传统的解读方式,他为之考镜溯源,追踪到了上至罗马晚古,下达中世纪。从“喻象阐释”之中,又兴现出一种十足现代主义的批评视点。以这种视点去看摹仿论,则取决于喻象理解的结构而非文学现实主义的素朴学说,其渐渐从奥尔巴赫的阐释学之中显山露水,即摹仿论乃是一种语言喻象。在《摹仿论》中,摹仿作为这种喻象历史的独特主题,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借以主观地转化为文学的喻象结构,而非直接通达一种文本之外的现实。摹仿是一种修辞——摹仿的“历史”成为一个已经作为喻象结构之喻象故事。文学的“现实”永远是被再现的现实,即一种修辞行为的意向性与淡泊性创造物。

方法有限与哀悼理论——从新批评到新生命论

二战之后,人文学科方法论的探索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重演了欧洲早期现代的精神处境,即对失落的绝对之物的哀悼。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从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到新生命主义,二战之后的文学学科方法论依次再现了审美主义、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新浪漫主义,分别聚焦形式、系统整饬的知识、历史以及主体生命,将如此众多的意象、修辞甚至幽灵作为失落的绝对价值或绝对基础的象征。

苏格拉底与模糊客体——瓦雷里关于审美对象本体论及其传统的探讨

保罗·瓦雷里的对话《欧帕里诺斯》虚构了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建筑师欧帕里诺斯和智术师斐德若在冥府的一场对话,聚焦于"模糊客体",在现代与古典视野的融合中,探讨了审美对象的本体论,展开了关于音乐与建筑、实在与虚构、内在与超越的辩证思考。作为对话展开的背景,冥府不是一个为观照万物提供更高远视角的地方。对话中的人物断定,与建筑相提并论,音乐的隐喻体系蕴含着反柏拉图主义:纯粹理念无论如何都与时间无关,音乐与时间有关不仅出乎偶然,而且取决于必然。"模糊客体",这个拒绝定义、拒不回答苏格拉底标准型问题的物品,也没有进入古代形而上学的终极分类系统。它就是"虚无",也意指"虚无",它提出了所有问题,却全部悬而不答。审美对象(艺术作品)的实在性,凝缩了世界给人类提出的难题。

存在——一个麦格芬:如何保护思想的欲望

本文从电影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关于“麦格芬”的谈话开始,将这个不见于词典且没有确切意义的词语视为一个绝对隐喻——世界、人生和心灵的奥秘不可穷尽。在电影世界,一个麦格芬就是思想欲望的隐喻,其本身毫无意义,虚无缥缈。但麦格芬的唯一特征,仅仅在于其同一性。在它身上,一桩秘密被浓缩,从而证明了每一份代价、每一次行动甚至生命的整体冒险对于情节悬念的正当性。它便成为存在与虚无的同一体。我们便认识到,每一位哲学家都有且必须有自己的麦格芬,以便保持思想的工作,以及对思想结果的兴致。

布鲁门伯格的哲学人类学——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后欧洲哲学主流

在达沃斯论坛上,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遭遇战绝对是一条分水岭;它在历史和哲学上具有重要性,标志着同时代人基于不同的康德阐释在政治、伦理甚至在生存论上分道而行。可是,尚未得到普遍关注的是卡、海二位对哲学人类学的不同立场。但是,达沃斯论辩模糊了中间立场:一方面是海德格尔的无根据深渊,另一方面是卡西尔主张文化与象征形式充分表现了既定的人性,而可能有第三种立场在二者之间执行调停。依笔者所见,布鲁门伯格对于卡西尔的象征形式理论所做出的后海德格尔式再度阐释,支持了一种极简主义的“移心化”人类学论断,这种学说可能提供了一种有机地根植于人类需要的规范性参照点。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调停卡、海二哲,而且在于当反人文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如罗蒂)谴责人性概念以及当代科学还原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提供了一个另类选项。鉴于一组富于暗示性的观念,我们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掘这些隐而不现的思想,将它们同海德格尔的深刻洞见(卡西尔没能充分地考量他自己的哲学“起点”)联系起来,进而描述一种非还原论、非相对论、非人类中心论的人类学。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是否可能挽救一种汩没在海德格尔洞见之中的象征形式的逻辑,但同时维持和反思卡西尔所器重的合理性与客观性。如果集中表述布鲁门伯格的人类学前提,我们就有可能让自这些前提引申出来的人类存在概念血肉丰满,最后勾勒出基于这些假设的导向逻辑。

修辞当代意义的人类学研究

修辞学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意义,最为明显地呈现在形而上学的背景下。自古典时代以来,形而上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它具有一种宇宙论的基础谋划:理念构成了和谐宇宙,供现象世界摹仿。可是,作为位于宇宙整体中心的静观者,无论居于何等优越的地位,人类都不是什么特例,而是多种异质实在的交汇点,一种合成的复杂实体,本质上迷雾重重。一切修辞术的公理,乃是理由不充足律(principium rationis insufficien-tis)。此乃本质匮乏存在人类学的客观对应物。如果人类世界符合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莱布尼茨为"毕竟存在者存在,而虚无并不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那就没有什么修辞学,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效地运用修辞术。

进步、世俗化与现代性——洛维特与布鲁门伯格之争

"进步"的概念已不再是口号,不再是毫无疑问的有益目标和过程,与它的关系已成为当代争论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是"进步"是否因此而成为"历史压路机"的别称。在《历史中的意义》一书中,卡尔·洛维特明确地指出,现代进步观念是基督教末世论向世界形式的转变。而在旨在质疑洛维特现代观且具有挑战性的著作《现代的正当性》中,汉斯·布鲁门伯格对作为一个历史非法的范畴的世俗化提出批评,然后叙述了"雄心勃勃"的历史哲学的起源及其进步观念,并且将现代性的本质解释为"人类的自我伸张"。面对布鲁门伯格的质疑,洛维特的回应是:一脉强大的传统遗产甚至就是所有相对现代的开端之共同决定因素,而且进步观念应该只有局部意义,也就是说,是17世纪科学发现和文学美学争论领域的一种局部衍生现象。洛维特和布鲁门伯格的立场在理论层面上不相容,而且对于社会政治实践显然也有十分不同的含义。对于当代社会现象,洛维特持一种系统的超然无执立场,即承认它们的实在性,却对未来不抱希望也不怀恐惧。相反,布鲁门伯格则煞费苦心地拒绝"压路机"的命定必然性;辩护人类让历史更加为人承受的可能性;通过重构一个正当的(非世俗化的)可能进步观念,进而辩护启蒙思想及其将来的继承者,使他们免遭根本虚假意识的指责。同时,他还对启蒙思想传统所遭到的扭曲和拒绝进行了诊断、批评。

实在性概念与小说的可能性

自古以来,诗学理论传统可以被概括为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所争主题便是"诗人说谎"这条经典格言。而"诗人说真话"意味着两点:第一,诗必定与一种给定的实在相关,不管这是何种类型的实在;第二,诗必须创造其独特的实在。要辨析诗学真理与谎言,就必须辨析历史上不同的实在性概念。如果小说的可能性被当作一个本体论问题提出,同时我们又致力于探寻实在概念的基础,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探索一种新艺术诉求的起源。艺术不仅要再现世界上的客体,甚至要摹仿这个世界,还要把这个世界变成现实。一个世界(最起码)也是小说的主题和设定。一个毫不逊色的世界,便是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和前题。

克服灵知主义

从约纳斯和布鲁门伯格各自的历史叙述对象与逻辑就会发现,二人的共同旨趣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并未系统论证,或者置于同一维度上,但布鲁门伯格的叙事之重要内容都出现在了约纳斯的著作中,如源始形态的灵知主义对古希腊宇宙观和基督教的威胁,奥古斯丁征服灵知主义的败绩,好奇心被列入邪恶事物的榜单及其在早期现代所得到的辩护等。形式叙述的逻辑强化了他们所讲述的历史,他们提出来据以解释这些系列事件的机制充分证明了二人在理论上的亲缘性,这种亲近绝非巧合。在许多最为重要的方面,布鲁门伯格的逻辑都以约纳斯的早期例子为范本。然而他们又迥然有别,在许多方面,布鲁门伯格不仅不同意约纳斯的观点,反而与其针锋相对,因而我们不妨将约纳斯的努力称为"第三次克服灵知主义"。

赫尔德,原始主义与诗的时代

原始主义有两种形式,即编年原始主义和文化原始主义。它们在18世纪德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美学家赫尔德的作品之中均得到了较早的表达。赫尔德坚持整体人格的自然进展,这就决定了他以一种清楚明白的原始主义的方式将"自然"用作规范。他以同样方式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样的最佳环境产生了创造性人格?何种环境产生了均衡人格?赫尔德为完成《历史哲学观念》而提出的学说让他背离了其早期作品的审美主义。人类的"青春"不复是唯一有价值的时代;因此,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精神已经显山露水。我们不妨大而化之地把1784年前赫尔德的原始主义架构描述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世界循环单极无限论"~①。这些结论无疑都体现在《另类历史哲学》之中,也同时构成赫尔德全部作品的显著特征——坚持不懈地将"自然"用作规范。

批评的使命与文学共和国的危机

早期现代文学共和国是一片"飘忽无形、常常故意神秘兮兮的领域",可是它形成了欧洲批评的自我理解。浪漫时代的文学共和国是一场令人眩惑的冲突。参与这场冲突的"派别"与"体系",曾经被早期现代共和国成功地压制。但是,古老的资产阶级文学共和国在世纪之交的寿终正寝,并不意味着那些思想或批评同一体的强大格局及其所主导的实践活动已经终结。它们作为学者的网络或学术秩序,作为置于市民社会的观念市场,作为驱动改良和革命的政治知识分子而形成。本文首先勾勒出早期现代人所理解的文学共和国的简史,牢记其作为"幻象"而又集中体现真实实践和真实关系的奇特性;然后,详细探讨19世纪转折时期英国和德国作家对批评家与公众关系的浪漫反思。

《神话研究(上)》

本书作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的一种。《神话研究(上)》是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的神话学研究代表作,全面考量荷马以来直到20世纪神话创作和神话研究的传统,力求发掘其中蕴涵的西方思想资源,并特别重视呈现在文学与哲学之中的思想与想象的关系。

柏拉图的药(二)

原型,真理,律法,知型,辩证,哲学——举凡这一切,乃是此等药物之别名,不仅对立于智术师之药,且抗拒死亡那魔力弥漫的恐惧。魔法反制魔法,药物反制药物。这就表明,苏格拉底何以如此在意律法,就好像通过律法的声音,他就被一种鸿蒙的魔咒、一种有声的魔咒、一种语音的魔咒所蛊惑。这道魔咒闯入了灵台之内在法门,而冲毁了灵台之内在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