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会计信息质量与股票收益

本文运用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考察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以及会计信息质量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正向影响股票收益,高质量会计信息能够显著降低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上述关系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多时,高质量会计信息对投资者情绪的纠正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信息发布和信息中介角度,为如何平抑投资者情绪,减少股票收益非理性成分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

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研究

基础设施投资究竟挤出还是挤入居民消费,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使用CHIP调查数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家庭消费结构的关系,试图从细分种类消费的微观视角解释这一争议。研究发现,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总体消费水平提升,但其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呈现出两面性。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交通通信类、居住类、杂项类消费,抑制了家庭设备类、医疗保健类消费,这说明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进一步研究发现,挤入效应的主要机制是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放松消费约束提升了边际消费倾向,而非经济增长效应。此外,本文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基于收入水平的门槛作用,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基础设施投资挤出居民消费,当收入水平越过门槛值后,基础设施投资挤入居民消费。

国外出口商定价能力与汇率传递方向

汇率传递方向是决定汇率能否调节贸易失衡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生产者均衡理论,从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视角,分析国外出口商定价能力影响汇率传递方向的机制,并运用存量调整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总体上看,汇率升值会显著降低进口价格,汇率传递方向为负。进一步通过SITC分类的实证结果表明,国外出口商定价能力较弱时,仍然支持汇率传递方向为负的典型结论,但随着国外出口商定价能力提升,出现了正向汇率传递。因此,汇率变动对不同种类商品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存在较大差异,盲目采用汇率工具可能会加重部分种类商品的贸易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