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认知、制度结构与政策工具选择——基于广东省J市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设计过程的分析

政策工具选择是行动者认知、政策情景、制度结构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动者认知与制度结构的动态性可能引起政策工具选择的变化。选取广东省J市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设计过程作为研究案例,以过程追踪为分析手段,提炼行动者认知与制度结构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互动促进了政策工具创新,但由于政治考量和制度的制约,政策工具选择出现了路径依赖。政策工具选择变动是政策学习与认知锁定两个机制先后作用的结果。

转型中的社会保障治理:政策扩张对治理能力的挑战与应对

自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社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历了一段社会保障政策快速扩张的时期,大量新的社会保障政策不断涌现。然而,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展和财政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充分转化为人民的福祉,公众对社会保障政策的获得感并不强。产生这一反差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治理能力没有适应社会保障政策的快速发展。为此,有必要从政策制定与执行间协调、职能部门间协调、职能部门政策执行力、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干扰和社会保障治理理念等维度阐释社会保障治理能力不足的具体表现。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执行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治理能力,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实践亟需迈向以社会保障为导向的公共行政,进而推进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

无察觉危机、社会情绪共振及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

从描述类型学的角度看,无察觉危机可具体化为主观忽视和客观忽视两种类型;社会情绪共振可具体化为正向与负向两种类型。进一步探索发现,在无视的无察觉危机中,一旦民众认为致灾原因与治理主体的无视有关,则会产生"人祸"情景定义而导致负向社会情绪共振。由主观忽视与客观忽视的无察觉危机产生的社会情绪共振具有不同方向,前者与治理偏好惯性相关,易形成负向社会情绪共振,后者可通过满足受灾群众需求来疏导社会情绪共振。只有改变或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即从风险意识、风险预警、风险评估机制、风险沟通、多渠道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和社会心理源头治理等对二者进行综合治理,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络公共领域的成长

网络公共空间继承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以零壁垒、无边界、广覆盖、去中心、大众化的特质创新了人际的交往行为和交往秩序,引领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网络技术的变革实现了公共领域的权力转移,一种扁平化的虚拟组织结构为公民参与和行动博弈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和交往平台。在以公共议题为导向的网络公共领域,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走向可能的常规化和实用化。从本体论、客体论、话语论、功能论角度来看,主体博弈的充分性、身份介入的对等性、交流沟通的论辩性、社会问题的公共性建构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博弈框架和实践逻辑。同时,网络技术的更新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公共领域的边界和疆域。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分析——以长沙大河西先导区为例

对长沙大河西4个典型土地流转示范村进行农户土地转出意愿问卷调查,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在5%水平下,对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有中介组织、就业类型、家庭总收入、土地流转合同和家庭总人口,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参保人数等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没有显著性影响。

共识决策和政策试验视角下中国特色政策决策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共识决策与政策试验是中国特色政策决策研究的两种重要研究视角。共识决策视角认为中国政策决策是不断协商直至达成共识的过程,实现了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有机结合,并就共识决策的程序、共识决策如何形成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政策试验视角侧重从央地关系解析中国政策决策过程,注重政策试验的发生条件、运行过程和运作机制研究。最后,本文结合上述两种研究视角,认为未来可加强党、理念过程与政策属性三个变量对政策决策影响的研究。

社会保护视域下我国超大城市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分析

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超大城市社会保障问题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选取我国超大城市广州为例,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所提出的社会保护分析方法对我国超大城市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比较发现:近年来,广州社会保障支出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相比其他发达地区,社保支出水平仍处于相对落后位置,经济发展与社保支出存在一定程度的脱钩风险;另外,广州社会保障支出存在过分偏倚社会保险项目的倾向,这一现象导致当地社保项目存在内部结构不均衡,针对相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远低于其他发达地区,需引起高度重视。当前广州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除了需要适度提高支出水平以外,同时还应注重社会保障项目的内部结构合理性,通过加大对相对贫困人口的倾斜力度,着力解决贫困人口在社会保障资源分配中的相对不公平问题。

广州市流动商贩综合治理研究报告

经分析广州流动商贩的类型特征、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后,本文发现,广州流动商贩主要呈现年轻化、团伙化、职业化和集团化等发展趋势。本文认为在法律承认流动商贩“合法化”的情况下,流动商贩生存权利和城市管理秩序间的矛盾,及其职业转换动力不足是产生这种趋势的重要原因。而要形成有效的流动商贩治理,城市管理者必须转变对流动商贩的认知,流动商贩也应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并通过加强二者的互动交流、促进政务协同和增进社会组织参与,在共同协商和监督下,形成流动商贩综合治理的整体性力量。总之,对流动商贩的治理,应注重以“商贩”为本、因地制宜,在法制化、规范化、人性化并存的管理制度中,不断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

大学生志气 骨气 底气的提升研究--基于2021年的调查分析

目前,部分大学生存在着“躺平现象”。这一现象表明大学生在认知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措施。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受访者志气、骨气、底气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提高其志气、骨气和底气。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志气、骨气、底气比较高,但是大学生的志气、骨气、底气存在性别等方面的差异。影响大学生志气、骨气、底气的因素主要有个人主观因素、家庭和学校教育因素,还有社会环境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因素等,个人和教育因素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影响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家庭与学校教育、注重文化熏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强化党委领导等方面,避免大学生的“躺平”,增强大学生的志气、骨气、底气。

乡土文化的迷思:一个界地案例的博弈探析

笔者通过对自身生活的湖南省岳阳市C村发生的"界地纠纷"做个案分析。依其发展阶段,剖解村民话语、村民家庭和村庄精英在村庄博弈运作中的文化镜像,探析乡土博弈中话语运作占优策略文化、家庭冲突中抗争阈限文化和精英治理中权力虚脱文化的具体表现。就乡土博弈过程来看,其间涉及村民之间博弈结构、博弈地位和博弈展现等维度运作;借势博弈、造势博弈和零和博弈等竞争手段;话语体系运用、抗争性技巧掌握和非理性认同默认等规则应用。当然,"解剖麻雀"存在诸多不足,但理性的反思和建设性的批判,相信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博弈运作的乡土文化情景。

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基于反腐败力度视角的解释

自低保制度建立后,低保平均保障标准逐年增加,低保覆盖率和低保人数却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本文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悖论。在社会政策扩张的大格局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低保人数和低保覆盖率的下降?从实践工作和学术研究既有的七种主要解释中,本文选取反腐败力度展开深入研究。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反腐败力度对低保人数和低保覆盖率有显著的负影响。田野调查发现,面对反腐败压力,民政人员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从"避免公众找麻烦"到"避免审计部门问责"的变化,其行为也相应出现了从"多纳入"到"多退出"的转变。本文认为民政人员"向上负责"的行动逻辑导致了上述结果,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设计和建设一套有效的福利行政体制迫在眉睫。

顾客导向、政策网络与公共服务

顾客需求是形成政策网络的基础与前提,政策网络是满足和达成顾客需求的工具与手段,二者的无缝契合会持续改进公共服务质量。在复合性治理语境中,政策网络是以公民为中心编织的协作关系,是受公民偏好驱使的路径创新。作为一种需求体系和扩散网络,政策网络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正当性和实现公共服务效率的帕累托改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具备效能化、便利化、标准化和在地化的政策网络能让公共服务充分化供给和均等化供给成为可能。同时,基于政策网络的公共服务表达机制、公共服务评估机制、社会资本生产机制和社会治理保障机制的建构与优化是提高顾客公众满意度、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不可或缺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