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基于11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调研访谈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如何兼顾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已成为每个企业的必答题。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咨询与增信机构,在企业可持续转型、可持续信息披露与鉴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对11家会计师事务所共计41名合伙人或高级经理调研访谈,在概述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业务现状和未来业务规划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影响事务所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包括可持续报告准则与鉴证准则制定、政府监管、客户需求等外部因素,以及事务所发展战略、开展可持续发展业务相对优劣势、能力建设、风险与成本等内部因素。最后,以上述讨论为基础,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以期对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监管制度的设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发展规划有所启示。

财务指标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研究——以HN国际为例

财务指标分析是现代企业进行管理和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目前的一些财务指标分析方法并不能反应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影响着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本文分析了财务指标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针对其局限性进行了一些改进;最后以HN国际电力公司在2014—2016年的财务指标分析为例进行深入的探讨。

隆昌市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建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四川省隆昌市农村户籍人口有近55万,占比达72%。实现共同富裕,难点在农民,核心在农民增收。笔者在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隆昌实际提出了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决策权配置——基于企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鲜少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的影响。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地降低了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的集中程度,且决策权下移有助于子公司更好地结合专有知识与决策权,最终提高子公司的创新产出。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集团分权管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子公司的代理成本实现。区分数字化转型的类型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均有助于降低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基于企业特征和母子公司数字化转型适配度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和高科技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分散化的影响更显著;母公司高数字化-子公司高数字化更有助于企业集团形成分权的治理模式。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以优化企业集团的决策权配置,进而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

走向共同富裕: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为廓清数字化转型能否优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格局、夯实共同富裕经济根基,本文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企业内实现了“分好蛋糕”的功能。其作用机制在于,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创新激励增加,两者共同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信息透明度较低和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普通雇员劳动收入份额,但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并未产生了显著影响,缩小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建议,构建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双向互动的发展格局。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债务结构集中度

传统资本结构理论隐含“债务同质性”假说,但在实践中企业债务具有异质性特征,从而引发学术界关注债务内部结构,对企业债务结构选择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层面债务结构集中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债务结构集中度越低。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对债务结构集中度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高现金流波动企业、高破产风险企业、低信息透明度企业及高债权人保护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相较应规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企业,其披露质量对债务结构集中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结论深化了企业债务结构影响因素的有关研究,为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微观支持。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