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市场配置与政府管控相结合制度分析

自然物从可控的“自然资源”经“自然资本”发展到“绿色自然资本”的过程,不仅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形成和改革过程,也是中国生态文明时代绿色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环节。采取市场配置与政府管控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以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安全、绿色,是高质量高标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制机制建设的必然要求。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市场配置和政府管控相结合的学理和法理分析出发,阐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公私法交融性、市场配置与政府监管的风险管控、产权市场的培育等内容,并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动力配置机制;通过阐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市场配置与政府管控相结合制度,力图使相关制度建构能更好地促进绿色生产力转型升级的完成,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

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法律主体地位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被看作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为了保障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理清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的法律地位,在目前"义务本位"的环境法律体系内,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显然只能是一个义务主体,它不仅要对排污企业承担治理污染服务的民事义务,同时还要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其通过环境治理合同与排污企业结成契约关系,共同承担治理污染的义务。第三方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拓展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内涵,弥补了"三同时制度"的不足,丰富了公众参与原则的内容。同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的实施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

风险理论反思与领导决策风险应对

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恐惧的普遍性都对传统的政府确定性行政提出了挑战,政府正面临从确定性行政向不确定性行政的转型,这对领导干部的风险决策能力提出了新的转型要求。这种转型要求主要体现在风险决策工具的选择及其不确定性分析,对风险评估责任人的确定,对风险评估行为的监管以及风险信息的引领等方面。

论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对中国环境立法的影响

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促使环境治理模式转型的发生,环境治理模式正由传统的国策机制下的"一元治理"模式转型为生态文明下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必然影响到环境立法,随着生态文明的推进和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环境立法即将进入新的活跃期。明确环境立法的演进将有助于环境法律体系的建构与环境法治的完善。

目的性价值的环境权研究

环境权的研究曾经是环境法学的入门级研究课题,然而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争动摇了环境权的正当性基础,环境伦理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泛化造成的环境权主体之争让环境权研究一度陷入僵局。诉诸于工具性价值的“义务本位”的“司法中心”研究范式为环境权“环境公权私法救济”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大力实施使“司法中心”的环境权范式研究完成了历史使命。环境权的公权主位、私权补充的法律属性本质呼唤目的性价值的“权利本位”的“立法中心”环境权研究范式的回归。“立法中心”的环境权研究范式是以加强立法为根本出发点,从实体性环境私权、程序性环境公权的完善两个维度来进行的环境权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基于猪肉价格上涨的农村经济补贴政策分析

2019年猪肉价格上涨既具有"非洲猪瘟"疫病影响介入的偶然性,又具有市场自发规律导致的"猪周期下行"以及生态环保力度加大造成的养殖户关停并转等升级转型带来的辐射效应的必然性。不管是偶然性因素还是必然性因素,都不是短期效应,不应寄希望于短期内破解猪肉价格上涨的困局。同时,此次猪肉价格上涨也暴露出农村财政补贴政策的不足,为增强农村财政补贴政策的绿色化和均衡化,应实行基于猪肉供应链"全方位补贴"和环保项目"重点补贴"相结合的财政补贴政策。

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环境约束性指标研究

环境目标是对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约束,环境约束性指标是环境目标的具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水利工程的高质量发展,水利工程已被列入“两新一重”重点配套建设领域。为保障水利工程高质量绿色可持续发展,在“软绿”“硬绿”论争分析基础上,基于对新发展和高品质环境目标的解读,探讨了水利环境约束性指标的体系构成及其发展趋势。

浅议刑事责任年龄

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未成年人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智力上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对是非的判断都似乎达到"成人水平",但受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未成年人所受刑罚与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法律的正义性。但是受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的影响: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丧失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抢救的信心,不应扩大对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刑事惩罚。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者实质上是迷信刑罚万能,与刑罚目的相悖,是在推卸国家、社会、家庭所应承担的对未成年人教育的责任。

关于动物法律主体地位研究综述

必须加强对动物的保护已经是环境法学界和民法学界的共识,但动物是否享有权利却引起学者们的争论,动物是否具有权利的争论焦点就在于动物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有的学者从传统的法理学角度出发,主张通过赋予动物以特殊的法律客体或特殊物来加强动物的保护;有的学者根据法律主体在不断扩展的事实,基于人类应将道德关怀扩展到非人类的价值理念,认为要真正的保护动物必须赋予动物以法律主体地位。关于动物主体地位的讨论甚至涉及到法学研究范式是否需要从"主客体二分"转变到"主客体一体化"的深度,这些无疑都对法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基于《环境权论》环境权理论研究述评

《环境权论》一书认为,环境权的本质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观。从宪法意义上说,环境权是一种新型人权;从国际环境法意义上说,环境权是人类环境权;从国内环境法意义上说,环境权是公民环境权。作者以务实的精神研究和实践环境权,以权利义务错位的方式设计环境权,选择了一条环境权的宪法化、公民权化、具体化道路,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剩余风险的协商化解

后人类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实践模式正发生从外向型指向自然模式向内在性转向自我模式的现代化转型。西方疫情时代反智主义盛行,对疫情管控有效性的质疑和抗争导致社会权威的衰落,疫情防控的去中心化强化了技术权威。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逐步成为引导性主流意识并被各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所接纳。但资本对技术的异化、人类自然属性边界的开放和对技术确定性的完全信赖使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存在着剩余风险。因此,需要借助决策协商民主机制化解资本对技术的异化、人类边界扩展的剩余风险、技术的信赖危机。

《道德经》水哲学在新时代黄河治理战略中的体现和适用

黄河治理不仅是一项系统的水利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老子以水观道,主张人类的行为要尊重和遵循“道”和事物的原初或原本状态,体现的是一种遵循自然、宽容平等、物尽所用的和谐法治思想。《道德经》为黄河的治理提供了道家哲学的支撑。黄河生态保护是老子天道思想的现代表达;黄河高质量发展是老子人道思想的实践路径。黄河治理中要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天人合一”,要善用“无为之有为”和“有为之无为”思想来指导黄河治理,以“谦下”和“不争”来进行黄河治理责任和权利义务的配置。

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必将迎来环境立法新的活跃期。提高环境立法质量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因此,环境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实现环境科学立法首先要克服已有环境立法的弊端,完成环境立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的转变。其次,环境立法要避免盲目移植国外立法即"移植立法"。最后,不能忽视立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要减少"突击立法"。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环境立法不再是以前被动的、填填补补的立法,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引导性的、具有适度超前性的立法。要克服已有立法的弊端,建立和强化环境科学立法,不仅要树立环境立法的时空观,注意环境立法的内部性协调和外部性协调,强化环境立法的协调观,还要重视环境立法技术。

第三届中欧社会生态与法律论坛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主办、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三届中欧社会生态与法律比较论坛于2013年9月25~28日在太原市隆重举行。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柏林佛里尔大学、德国莱比锡汉姆霍尔茨环境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德国联邦环境署气候变化与适应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八位外国专家学者,与国内来自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土资源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科学院、首都经贸大学、青岛海洋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大学、太原大学、山西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和香港中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出席了会议。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与教育基金会。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生态环境监察新转向

2018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根据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规律,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并提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对那些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要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2018年3月通过并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一条明确其立法目的'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