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红豆杉扦插苗和实生苗的生长及光合特性

为摸清云南红豆杉实生苗和扦插苗在生长和光合特性方面的特性和差异,在田间条件下,以2年苗龄的云南红豆杉实生苗和扦插苗为研究对象,用Licor-6400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系统测定了实生苗和扦插苗的光响应曲线和光合生理日变化,同时对实生苗和扦插苗生长、树形和生物量进行测定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红豆杉实生苗的生长量、生物量和光合生理指标都基本优于扦插苗。实生苗的冠幅和生物量较扦插苗优势明显,实生苗净光合速率(Pn)总体高于扦插苗。实生苗净光合速率日变化呈双峰曲线,存在明显的"光午休"现象,扦插苗光合日变化呈单峰曲线。同时,实生苗对光环境和水分环境的适应能力优于扦插苗。实生苗在光补偿点和近光饱和点之间存在的光能利用区间大于扦插苗,实生苗的Pn和WUE的日积分值都大于扦插苗。

黑河流域蓝绿水在典型年份的时空差异特征

蓝绿水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蓝绿水资源量及其时空分布评价方面,在流域尺度上考虑气候因素的蓝绿水时空差异研究甚少。本文选取中国西北干旱内流河地区的黑河流域,采用标准化降水指数(SPI)和降水距平指数(M)2个指标确定典型年份,并分析不同典型年份(干旱年、湿润年、平水年)的流域蓝绿水时空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黑河流域的蓝水与绿水的合计深度从降雨量较高的上游到降雨量较低的下游呈现递减趋势;2)蓝绿水总量在湿润年份(1998年,252.72亿m3)明显大于干旱年份(1978年,167.73亿m3);3)绿水系数,即蒸散发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在干旱年份(90.30%)明显高于湿润年份(85.41%)。同时,降水较低的年份(干旱年份)或地区(下游)绿水占水资源的比例明显高于降水较高的年份(湿润年份)或地区(上游)。黑河流域的典型年份蓝绿水数量与时空差异特征的分析可为探讨气候变化下蓝绿水演变及加强中国内陆河流域绿水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光质对云南红豆杉生长及紫杉烷含量影响的研究

将2年生云南红豆杉置于用滤光膜营造白光、黄光、红光和蓝光4种光环境中栽培1 a。栽培期间,测定光合作用,试验期末取样测定植株大小、枝叶特性、生物量和紫杉醇含量等,以揭示不同光质对云南红豆杉形态、光合作用和紫杉烷类物质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红光能提高最大净光合速率(Pmax)、表光量子效率(AQY)、暗呼吸速率(Rd)、光饱和点(LSP)和光补偿点(LCP),抑制叶生长,增加第一级枝枝条总数,促进株高生长,提高茎和植株生物量;黄光使Pmax、AQY降低、使LCP和LSP提高,抑制叶生长,提高茎、叶和植株总生物量;蓝光降低Pmax、AQY,提高LSP、LCP、Rd,抑制叶和地径的生长,促进高的生长。不同光质处理下,根、茎、叶中紫杉烷的含量无显著差异,但是对叶中巴卡亭Ⅲ,根中紫杉醇、10-去乙酰巴卡亭Ⅲ和7-差向紫杉醇含量的影响差异显著。红光显著抑制叶中巴卡亭Ⅲ合成和积累,提高根中7-差向紫杉醇的含量;黄光显著提高了根中紫杉醇、10-去乙酰巴卡亭Ⅲ、7-差向紫杉醇的含量;蓝光显著提高根中紫杉醇的含量,但降低叶中巴卡亭Ⅲ的含量。

2000—2020年广州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时空变化及其对地表蒸散的影响

采用MOD16A2GF/ET产品作为广州地区地表蒸散发(ET)数据,结合Landsat数据与广州市及其周边共38个气象站点监测数据,运用遥感解译等方法,对2000—2020年广州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结构的时空变化及地表蒸散发对绿地生态系统格局演变的响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广州城市绿地总面积呈减少趋势。地表覆盖类型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大量非林地植被转出变为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等建设用地或未利用地,一部分转化为林地。近20年来广州市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内林地占比呈上升趋势。2)2000—2020年广州年均蒸散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与林地占比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地表蒸散量的增减与不同蒸散能力地表类型间的相互转化存在较高的空间一致性。3)2000—2020年广州蒸散量与降水量、相对湿度和气温呈正相关,与气压、日照时数、风速呈负相关;但各气象因子与蒸散量呈显著及以上相关程度区域的面积占比偏低,不能解释为区域蒸散量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4)由于森林生长周期、气候条件等原因,2000—2020年广州范围内地表蒸散量增加与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空间变化在时间上并没有同步发生,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东江流域1980—2020年森林时空演变特征及水源林改造潜力分析

东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水源地,担负着香港地区、深圳和广州3个超大城市的供水任务。东江流域光、热资源充足,雨量充沛,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自1980年以来由于自然因素、政策和经济发展等原因,流域的土地覆盖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东江流域面积占比最大的森林的变化更加明显。因此,如何科学规划设计造林工程,依据潜力分析改造水源林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该研究基于1980—2020年东江流域30 m分辨率的土地利用、土壤等数据,结合东江源测站数据和社会经济指标数据,利用空间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探索东江流域1980—2020年森林覆盖的时空变化及驱动机制,同时对水源林改造的未来潜力进行了分析。①1980—2020年东江流域森林持续减少,总减少量为998.81 km 2,变化多集中于南部和北部,流域北部大量林地转化为耕地,流域南部大量林地转化为城乡、工矿、居民用地;②1980—2020年,影响林地面积变化的因素中,常住人口数量、人口密度、GDP、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工农林业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因素占主要成分;③东江流域未来可改造林区域面积为5365 km 2,改造潜力多集中于流域北部及流域东南部。近40 a内东江流域森林面积持续减少,人为活动影响强烈,水源林改造潜力巨大。

南沙新区城市生态网络构建与连通胁迫分析

优化生态网络结构与增强生境连通性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结合城市大数据能更精确地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异质性对生态连通的胁迫效应。现有研究受限于矫正阻力数据精度与源地廊道识别方法的不足而难以建立带属性的生态网络,因而对中小尺度城市生态网络构建与连通胁迫分析较为匮乏。文章基于POI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综合阻力面,利用InVEST模型与电路理论构建具有量化属性的生态网络,并明晰网络中影响廊道连通的胁迫因子与干扰强度。结果表明:1)南沙新区整体生境质量处于良好水平,生态源地中心性介于26.8~69.26,源地中心性与源地面积加权重心距离成反相关;多数生态廊道连通性为17.56~92.56,廊道连通性与廊道长度、阻力具有反比关系。2)南沙新区生态网络由18个高生境质量源地、40条最优生态廊道以及125.70km²的潜在廊道所组成,在空间上呈现“中部密、南北疏”的内敛格局,中部廊道分布较为密集、长度较短、连通性较高且源地分布集中,而南北两端则零散分布着低级源地且形成较多长距离、低连通性的廊道。3)胁迫生态廊道连通的POI设施由强到弱依次为公司企业、交通设施、生活服务与购物消费,削减与控制以上4类POI在潜廊道范围内的数量,将有效增强生态网络连通性并缓解源地孤岛化、生境碎片化趋势。

韩江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安全评估

本研究旨在揭示韩江流域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安全评估状况,为韩江流域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相关科学依据。采用转移矩阵和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力概况,在此基础上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框架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评估其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1980—2020年间,建设用地增加1301.61 km^(2),耕地减少1013.89 km^(2),是韩江流域变化最显著的2种土地类型,两者相互转化,在空间上主要集中于流域东南部的潮汕平原地区;两大主要因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驱动流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之间的矛盾;2000—2019年韩江流域的土地生态安全等级变化为“较不安全级—不安全级—较不安全级”,土地生态环境呈现恶化后逐渐改善的过程。韩江流域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并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态势,需要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格局来缓解土地生态安全压力。

大兴安岭不同龄组兴安落叶松林乔木层生物量分配

以内蒙古大兴安岭兴安落叶松天然林(Larix gmelinii)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和成熟林的调查,采用异速生长方法,对兴安落叶松乔木层生物量器官分配特征及随龄组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杜香-兴安落叶松从幼龄至成熟林,乔木层生物量为98.63~249.46t/hm^2,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分别占83.30%~88.40%和12.60%~16.70%。总生物量及地上生物量随年龄增加而增大,根冠比则呈降低的趋势。兴安落叶松天然林各器官生物量积累因龄组而异,乔木生物量的主体为树干,占总生物量的58.26%~68.78%,其次是根(11.38%~16.12%),叶生物量最小(1.01%~2.21%),随龄组的增加,树干生物量比例呈单峰曲线,地上生物量比例增加,树根、树枝、树皮和树叶生物量比例则呈"U"型曲线,在近熟林最低。如果采用本地的参数并按年龄进行详尽的调查和统计,得到的兴安落叶松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估算将更可靠。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蒸散的研究进展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绿地的规划和建设在不断完善,已逐渐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绿地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具有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和减少噪音等方面的生态功能,对城市更新和人体健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绿地的生态和水文过程是研究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蒸散作为生态过程和水文过程相互作用机制的重要环节,在城市绿地生态水文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内容、研究尺度、研究方法及对国内外研究进展和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提出在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生态水文研究中,应该把尺度转换问题作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蒸散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提出将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水文过程和生态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加以整合,揭示影响绿地生态系统蒸散各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也是城市生态水文学迫切解决的科学问题之一;最后,对未来应加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蒸散和暴雨内涝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重视不同尺度的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水文过程的长期定位观测及绿地的功能布局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研究进行展望.

重视人文素养教育 提高中职烹饪教学水平

一、餐饮市场文化需求讯号的集中反映文化餐品。餐品在国人心目中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饱腹",色香味俱全且有情趣已经成为品评餐品的文化标准。譬如节假日、闲暇娱乐、操办喜事时选择饭店和酒家,一是要选择好吃和实惠的,二是会考虑其特色因素,如哪道餐品有这样的讲究,或者哪个商家有那样的文化经营理念,即好吃、实惠、有讲究。

东南诸河流域1990—2015年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作为影响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人类活动最直接的反映,其驱动力分析能够很好地揭示人类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机制。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SPSS主成分分析等方法,从整个东南诸河流域片区的尺度上,研究了包含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1990—2015年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并探究其主要驱动机制。研究结果为:(1)全流域各土地类型面积占比为:林地>耕地>草地>城乡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土地,林地与耕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均为“北聚南散,北多南少”,城乡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台湾海峡两岸沿海地区以及流域大陆北部靠近长江三角洲的地区。(2)全流域土地类型的面积变化量为:城乡建设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未利用土地。流域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0.68%,整体用地类型转化程度先降低再增加,并以城乡建设用地和耕地为主要变化类型。流域南部各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较北部剧烈,台湾地区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为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3)大陆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人口数量及结构、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台湾地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工农产业结构调整因素。大陆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人口数量及结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工农产业结构,社会工农产业结构和农业生产水平是台湾地区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本研究为东南诸河流域土地资源规划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自然流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提供可靠实例。

西北诸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土地生态安全评估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揭示了1990—2018年西北诸河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模型和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并分析了西北诸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1)西北诸河流域2015—2018年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2.65%,土地利用变化剧烈。2000年后城乡建设用地年平均单一动态度为4.16%,增长速度最快。草地主要向沙地、耕地和其他未利用土地转出,流域荒漠区沙地和其他未利用土地之间转换稳定。(2)西北诸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中状态层权重最高,为0.4985,由指标权重排序可知,经济社会发展、湿地面积和人口增长是影响西北诸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重要因素。(3)1990—2018年西北诸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指数呈递增趋势,1990—2014年基本处于不安全级,2015年后转变为较不安全级,西北诸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本研究为西北诸河流域土地利用管理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为自然流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土地生态安全性研究提供实例。

淮河流域1990-2015年间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淮河流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地方之一。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土地转移矩阵等方法,揭示淮河流域25年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1990-2015年间,淮河流域各土地利用类型占比为耕地>建设用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其中,耕地减少面积最大,减少了6536 km^2,建设用地增加面积最大,增加了6926 km^2,其中建设用地呈明显的放射状扩散增加趋势。(2)25年间淮河流域整体的用地类型转化强度呈减弱趋势,1990-2000年间所有土地类型之间存在剧烈的双向转化,淮河流域西南部、东北部和北部耕地与草地、林地的双向转化最为明显。中部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双向转化最为明显。耕地与水域的双向转化主要发生在河流和湖泊沿岸。2000-2015年间土地类型之间的转化较轻微,主要是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区域。(3)社会经济发展是淮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尤其在2005年后更加明显。探究淮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时空动态变化和驱动机制,可为淮河流域土地资源的科学管理与利用提供依据。

1980—2019年珠江流域潜在蒸发量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蒸发是水分循环中的重要环节,深入研究各个气象要素对蒸发变化的影响,对气候变化、生态恢复和水资源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修正的Penman-Monteith模型计算1980—2019年珠江流域的潜在蒸散发量(ET_(0)),使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和反距离权重法分析潜在蒸散发量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珠江流域多年平均ET_(0)为1 145.8 mm,增长率为1.37 mm/a,呈现上升趋势,四季中春季(0.56 mm/a)、秋季(0.4 mm/a)和冬季(0.44 mm/a)呈上升趋势,夏季(-0.03 mm/a)呈下降趋势;(2)珠江流域多年平均ET_(0)的空间分布情况主要表现为东西高、中间低和南高北低的特点,夏、秋、冬季ET_(0)分布较为相似,而春季ET_(0)分布与夏、秋、冬季呈现相反的特点;(3)温度、平均水汽压和海拔高度是ET_(0)变化的主导因子,对ET_(0)的变化起正贡献的因子有温度、平均水汽压、日照时数和风速,而海拔、纬度和相对湿度对ET_(0)的变化是负贡献。

松辽流域片区199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为探索整个松辽流域片区1990—2015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SPSS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气候数据。结果表明,松辽流域1990—2015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差异显著。土地类型占地面积为林地>耕地>草地>未利用土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土地变化面积为耕地>草地>林地>未利用土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1990—2000年耕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相互转化明显,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乔木林、高覆盖草地分别减少了1.26万、1.74万km^(2),旱地增加了2.25万km^(2)。松辽流域片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驱动因子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本研究从流域片区尺度上为松辽流域片区的土地资源管理和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区宜林潜力

【目的】评估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区未来宜林性潜力,预测未来三北地区潜在可造林面积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为国家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保护三北地区生态和因地制宜建设防护林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本研究以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干燥度、海拔及坡度5个指标建立评估体系,以林木生长所需条件确定指标的划分阈值,采用极限条件法对指标进行划分。通过地理信息系统(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建立适宜性评估模型,依次对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区宜林性潜力进行单指标评估,分析工程区内可造林区域的分布特征。在单个指标评估的基础上,对工程区宜林性潜力进行综合评估。同时,运用最大熵模型对工程区宜林区域进行预测,将模型结果与上述5个指标的综合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在单因子评估结果中,工程区内宜林性最大的限制因素为干燥度。在综合指标评估结果中,未来可造林区域面积为58.46万km^(2),占工程区总面积的17.52%,其集中分布在工程区西北部、东部及东南部区域。最大熵模型的模型精度高于0.8,达到良好水平,对适生区分布概率贡献率最大的环境因子是土地利用类型。模型的宜林性评估结果去除现有森林后,三北林业工程区未来乔木适生区面积为110.94万km^(2),灌木适生区面积为144.11万km^(2),分别占工程区面积的33.24%和43.19%。【结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区内可造林区域分布在工程区西北部的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和准噶尔盆地边缘、内蒙古高原以东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以南地区。西部盆地边缘宜林区分布形态受地形和冰雪融水影响呈零星分布的条带状;东部和南部地区受耕地和草地影响,宜林区域分布破碎零散。整体上,工程区东部地区宜林区域分布主要受农牧业用地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干燥度制约,西部地区则主要受干燥度和海拔影响。

泛珠江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子

泛珠江流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海上"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本研究基于泛珠江流域1990-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结合气候和社会经济指标,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和SPSS因子分析等方法,探索泛珠江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990-2015年,泛珠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明显。其中,水田和有林地面积明显减少,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面积急剧增长。在空间上,草地的减少主要发生在流域西北部,耕地的减少集中在流域中部以及沿海地区,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其中,变化最为集中的三大典型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中-东南部>海南岛北部。1990-2000年是流域内土地利用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社会经济和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该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1990—2015年海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目的]海河流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地区之一,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通过研究海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为优化海河流域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利用ArcGIS和SPSS软件等工具,通过空间分析、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应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并结合经济社会和自然驱动因子,探索了1990—2015年海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结果](1)1990—2015年海河流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林地、草地,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最为显著,变化率达到36.83%;面积占有率由6.67%上升到9.13%。(2)1990—2000年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耕地变化显著,2000年之后变化幅度减小。不同时间段内,海河流域各种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基本上具有一致性。(3)从空间上看,北京市的建设用地由中心向外扩张,渤海湾沿岸建设用地扩张明显。草地、未利用土地和耕地面积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未利用地减少幅度最大,面积下降了16.07%。(4)1990—2015年耕地是转出面积最多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转出为建设用地、林地。(5)从驱动机制来看,导致海河流域土地利用方式和目的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社会经济发展(GDP)、人口增长,其次为气候变化,主要是降水和温度的变化。[结论]1990—2015年该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土地利用类型的显著变化。国家施行的经济、生态政策对海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造成一定影响。该时期土地利用变化格局是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共同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