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独特优势与基本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与艰辛探索的伟大征程中。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属性、政党使命、政党能力、政党组织、政党理论等独特优势为要素支撑成功推进现代化,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拓展的理论架构与实践样态。作为一种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大党支撑和服务大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典范,彰显出鲜明的政党逻辑,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立足新时代新征程,要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守正创新、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独立自主中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邓小平政党责任观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及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围绕中国共产党“对谁负责”“负什么责”以及“如何负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形成了内涵丰富、结构多维、逻辑严谨的政党责任观。邓小平政党责任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责任思想,继承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责任的优良传统,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理论、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小平政党责任观主要包括“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责任观、“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的时代责任观、“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责任观、“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的世界责任观、“党要管党”的政治责任观等内容。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邓小平政党责任观的主要内容,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自身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机制与路径——基于政治过程的分析视角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有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它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起中国政党政治的民主链条,将人民当家作主理念融入中国政党政治的运行过程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单一“选举民主”的政治逻辑。依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定位和运行程序,可以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机制,划分为党的领导机制、政治协商机制、议政建言机制、合作共事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基于政治过程的分析视角,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路径,有助于坚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确政治方向,不断提升民主协商的实效性、民主决策的科学性、民主管理的参与性和民主监督的柔韧性。

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惠及全体民众、谋求共同富裕、追求全面协调、实现生态美好、倡导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模式,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以全面协调为发展逻辑、以和平发展为基本原则,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开创政党中心主义新范式、秉持独立自主基本原则、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突破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重塑了现代化新路径;创造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物质文明、以交流互鉴为基点的精神文明、以公平正义为归宿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内在要求的生态文明,为人类文明注入了新活力。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话语创造,主要包含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以团结为取向的政治秩序话语体系、以和谐为特质的政党关系话语体系、以治理为导向的政党功能话语体系。面对国际话语竞争和力量对比变化,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运用“分权制衡”“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否决型政治”等概念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话语攻击,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话语遮蔽。探究持续健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创新路径,需要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资本依赖、文明逻辑、学术范式和霸权行径,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人民属性、文化底蕴、理论基础和话语情境,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模式变迁与理论建构——基于政党中心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范式的开创,源于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断调适,其中党的领导、国家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和有机协调,共同支撑与维系了现代化进程中根本领导力量、基础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的融合与发展,开创了政党主导型现代化的新典范,塑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考与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政党—国家—社会模式,拓展了政党中心主义在时空维度上的运用,通过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的互动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及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框架,为深入研究现代化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个务必”的哲学基础及其内在逻辑

“三个务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系统完备而又逻辑严密的哲学基础。就唯物论基础而言,“三个务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眼于民族复兴的中心任务,致力于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就认识论基础而言,“三个务必”的目标宗旨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原则保障是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践方法是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方法论基础而言,辩证方法论与思维方法论阐明了“三个务必”内在要素之间存在的异同特质与交融关系,实现了过去与未来、主观与客观、整体与部分、底线保障与高线追求的有机统一;就价值论基础而言,“三个务必”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以人民幸福为价值目标。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契合互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文化底蕴、历史逻辑、领导力量与价值立场等方面保持高度契合。在此基础上,两者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平稳推进,在维持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稳定上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创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增效赋能,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领航导向。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思维方法

文化是国家的命脉和根本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源于文化实践的积累,同时也体现了理论层面上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广泛且深刻,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远见卓识、运筹帷幄的战略思维;鉴往知来、积极进取的历史思维;融会贯通、协同合作的系统思维;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创新思维;对立统一、统筹兼顾的辩证思维;未雨绸缪、慎终如始的底线思维。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

德治是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发生改变,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通过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研究表明,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关系整合,数字积分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规则重塑,数字监督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内生调节,为当前德治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借鉴。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依据与实践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内在要求,是百年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新征程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诉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仅有助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而且对于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在健全“两大体系”,完善“两大机制”,突出“两把利器”上下功夫。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生成机理、结构功能与完善进路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保障。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制度治党理论,演化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百年发展进程,形成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探索,是一个由党的自我净化制度规范、党的自我完善制度规范、党的自我革新制度规范、党的自我提高制度规范四个基础制度单元所构成的,连接四大纵向层级序列,涉及六个横向领域的制度集成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功能效用可以从党的自身建设层面、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新征程上,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着力在优化要素供给、深化要素衔接、健全革新机制、重视效能转化上下功夫。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模式的鲜明特性与文明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创造性地构建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彰显出战略性政治联盟、全时性竞合关系、建设性监督力量等鲜明特征。实践证明,这种全新的政党关系模式有效规范了国家政权的行使方式、拓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提高了现代民主国家治国理政绩效,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大的制度优势,成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成功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机理、基本特征与鲜明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开辟出的崭新道路。从形成机理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观点、承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基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从基本特征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惠及全体民众、谋求共同富裕、追求全面协调、实现生态美好、倡导和平发展的新道路,是兼顾现代化“共色”、社会主义“底色”以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从鲜明优势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为本相统一、坚持走自己的路与坚持与时俱进相统一、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胸怀天下相统一,呈现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价值意蕴、系统构成与实现机理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领导力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行为主体,以制度为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力作用的基本依据和非人格化手段,把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融入党的事业和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引领党的自身组织、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国家机构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与效力。它不仅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行动自觉,也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规律性的历史主动,更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核心驱动。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实现机理遵循“控制—整合—扩散”的逻辑进路,依托价值性、理论性、组织性和技术性四位一体的制度资源实现党内制度领导力,依托统一战线及其运行机制巩固政党制度领导力,依托党政一体的治理结构和功能机制强化党外制度领导力,实现了党的制度领导力从自身组织到政党政治以及治国理政领域的全方位释放。

二战后美国学者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两党共识”研究述评

“两党共识”是二战中及冷战初期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然而越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党派斗争延烧至外交领域,原本备受推崇的“共识政治”屡遭破坏。尽管如此,“两党共识”依然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理念保留了下来。多年来,美国研究者围绕其源起和演变、发生机理、分布特征、衰退机理等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存在本体论混乱、认识论固化、价值论偏狭等问题。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关键的国际关系之一,但两党对华共识这一重要议题却长期被学术界忽视。鉴于此,有必要通过还原政党本体价值、批判性审视现有“共识”以及树立对两党反华共识的问题意识这三个方面建构研究进路,以开阔政党外交学视野,扭转对两党共识的僵化认知为中国应对转型期中美关系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撑。

金砖国家崛起与合作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21世纪以来金砖国家快速崛起,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经济政治力量,形成了以领导人峰会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及其合作机制的建立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着国际权力结构的变更、国际制度的改革和新型国际共有观念的形成,国际体系正在由以西方为中心向东西方共同主导转变。当然,由于金砖国家发展及合作面临的难题和西方国家的相对优势,金砖国家在推进国际体系变革和转型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对此,金砖国家需要解决发展难题,提升综合国力,推进金砖合作机制化建设,大力推进"金砖+"合作模式,妥善处理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动因与影响

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已成为西欧一道新的政治景观。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影响下,原本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的以反移民、排外为主要政治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成为欧洲"最显赫"的政治力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众焦虑和不满心理的反应。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西欧社会面临的身份认同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各国的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与难民问题而导致其在各国国内政治认同下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思想和纲领政策的调整及其策略的转变,这些都为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空间和有利条件。虽然2017年荷兰、法国和德国的大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右翼民粹主义的浪潮尚在可控范围内,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打破了西欧国家传统的政治平衡并重塑欧洲政治格局,深刻影响着西欧各国政治议题和政策取向的设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威胁,使西欧社会思潮和民主政治面临巨大冲击。

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及其内在矛盾

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组织结构、收入分配制度 ,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 ,以适应形势变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然而 ,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调节和改良并没有解决导致其必然灭亡的内在矛盾。

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权威主义政治及其走向

叶利钦时期,“超级总统制”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最终形成。普京执政以来,延续和深化了权威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为俄罗斯大国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后果。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及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