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

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臧运祜＂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实行的＂十大政策＂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有关学者对此进行过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这一政策，目前有些问题仍未讲清楚，有必要进行一些再研究。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研究述评

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广大的中国占领区，扶植诸多伪政权，实施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沦陷区”。与“解放区”（根据地）、“国统区”（大后方）一样，“沦陷区”同样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笔者拟在回顾我国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其未来的学术发展做些展望，以就教于学界。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非孙中山的本意,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他的宪法思想,而是与其"五权宪法"相背离的。孙中山在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之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于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在上述"扬弃"的过程中,其五权宪法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孙中山晚年,通过多次演讲,五权宪法思想近乎成熟;1922年6月,叶夏声奉命起草的《五权宪法草案》,可以说是反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法律文本。孙中山将其毕生奋斗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现任务,作为政治遗产,留给了后世。与三民主义一样,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轨迹,也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孙中山个人的特点。

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

本文拟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明治初期,日本对外取“远交近攻”之策,以“征韩论”与“征台论”表明了北进大陆与南进海洋的政策意图,其亚太政策初露锋芒。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主张及其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在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初步实施该政策,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面踏向亚洲大陆及南方海洋地区的基地,并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开辟了道路。甲午战后,日本进一步实施其亚太政策;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战后日本在政略与战略方面的积极进取,则为其亚太政策的继续实施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文本体现——叶夏声《五权宪法草案》研析

孙中山生前,虽然发表过五权宪法的诸多演说,但他本人并未拟订出一份关于“五权宪法”的法律文本。本文就1922年夏间,叶夏声奉孙中山之命,拟就的一份《五权宪法草案》,进行了研析。经过初步考证,笔者认为该文本虽然与孙中山的关系尚待证明,但却是一个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有较大关联的文件。该文本在内容上,基本体现了孙中山基于三民主义的五权宪法思想。这是其主要特点与价值所在,应该被视为研究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珍贵资料。但是,作为“个人之见”,它与“圣人之先见”毕竟又有距离,而不可能全面、真正地体现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后者乃是国人后继者至今尚未完成的任务。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构想与实施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以后,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以实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应该作为九一八事变史乃至“十五年战争史”^(①)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日本通过两次“东方会议”确立了以奉系军阀作为代理人来发展“满蒙权益”以及不惜分离满蒙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了由日本人来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地区的方案;发动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迅速共同确定了先占领满蒙、再扶植中国傀儡政权的方针,并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以逼签的“日满密约”成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斋藤内阁以“焦土外交”和逼签《日满议定书》的方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为此悍然退出了国际联盟;此后又以“八八决议”确立了统治伪满洲国的政策与体制。冈田内阁时期又确立以“对满事务局”和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的“驻满大使”,来实施对伪满帝国的间接殖民统治。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于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构想与实践,为十五年战争期间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继续统治提供了范例和借鉴,具有开端与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

关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思考——以1871年、1978年条约为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至今的20多年间,中日两国史学界关注与讨论的近代中日关系史,在总体认识上,其共通之处是都承认了对立、对抗关系乃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以及在一定阶段(主要是甲午到抗日战争的半个世纪)中日关系所呈现的侵略与反侵略(或加害与被害)的历史主题;其分歧点主要是在较长时段(近百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是否还同时存在着交流、合作乃至于依存、竞存的相互关系的历史,以及如何认识这个史实的问题。笔者选取1871年9月的《中日修好条规》与1978年8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视角,深化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主题之认识,分析近百年中日关系的演变过程,总结其历史主题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展现的"和平""友好",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永恒主题,既是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总结,也是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系纵论

孙中山在寻求中国革命真理的过程中,借鉴并批判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独创了五权宪法学说,作为与其三民主义并列的指导思想。但是在辛亥革命期间,以同盟会为主体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未了解和接受五权宪法,不但组建了三权分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而且制订了与五权宪法相背离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使中华革命党再次打出了五权宪法的旗帜,但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却又要继续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之作为"批判的武器"。随着护法运动的一再失败,孙中山也在对于临时约法进行"武器的批判"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五权宪法学说。孙中山与临时约法的关系,历时10余年。他通过对于临时约法的扬弃而完善起来的五权宪法学说,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难免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于当时和后世,仍有思想武器之价值。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特征述论

从1895年6月17日到1945年10月25日,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50余年的殖民统治。其间,日本的殖民统治,因内外情势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方式与策略也有所差异。关于日本在台湾50余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学界已进行过较多的研究;最近1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台湾史学者们也进行过诸多的个案与专题式研究~①;日本学界在战后开展研究较早,且有关专题研究成果较多~②。但总体而言,宏观性的历史总结与探讨仍显不足。

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七七事变前后中日关系走向之考察

几十年来,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有一个不断追求真实、不断改进和提升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抗日战争领域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或有争论的观点,均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但毋庸置疑,仍有很多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尚乏探讨。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我们继续加大开展抗战研究的力度,并给出了如何更好地开展抗战研究的指导意见。2017年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纪念日。值此重要时刻,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由我来主持一组关于"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全面抗战研究之推进"的专题讨论文章,这组文章既有对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的宏观探讨,也有关于如何在抗战史和二战史视野下认识战后中国对日索赔问题的省思,还有关于七七事变前后中日关系走向的系统考察,各篇文章看似较为分散,实则都对如何推进抗战研究提出了重要观点,总体上呈现了"瞻前顾后"的特点,也都均触及了本专题的核心问题,即所有的抗战史研究都不能摆脱卢沟桥事变这一开启中国全面抗战的重要基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事端,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之多的领土。3月12日,日本一手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9月15日,日本政府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对其予以了外交承认。至此,日方所谓之“满洲事变”,总算告一段落。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王尽美精神与红船精神——兼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通过论述王尽美精神与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之历史关联,从而论证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红船精神所昭示的初心,并强调指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进一步研究、传承王尽美精神,对于弘扬红船精神、牢记初心的重要现实意义,这才是对王尽美诞辰120周年最好的纪念。

“日本侵华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笔谈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向来为学术界所倚重。近期,北京大学徐勇、臧运祜教授主持编撰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46册)大型史料丛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隆重推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7月6日,该套丛编的部分编者与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会聚金陵,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召开座谈会,围绕日本侵华以及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展开深入研讨。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发表见解,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二十一条”与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自1915年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并逼签“大四条约”以后,虽然在一战结束后被迫归还了中国的山东主权,但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废约要求,继续坚持并努力实现其既定要求。日本对此可谓是念念在兹,必欲得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首次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要求承认其“二十一条”与“大四条约”的要求,作为双方直接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伪满政权成立后,日本先以“日满密约”、再以《日满议定书》,将“二十一条”要求中的“满蒙权益”完全确立下来并加以继续扩大。华北事变期间,日本外交当局在发起的与南京政府的两次谈判中,无论广田三原则还是具体要求,均包括了甚至于超出其“二十一条”中未得之要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政权,并派驻大量日本顾问进行控制;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后,日本通过“日汪密约”与《日华条约》的签订,继续巩固与扩大了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更多侵华要求。“二十一条”不但是日本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的“远因”之一,也是其侵华政策要求的重要内容,它亦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告结束。

首创共著之作 深耕精研之品——《中华民国专题史》简评

2015年3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宪文、张玉法两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台北的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同时发行了繁体中文版。该书问世后,引起了海内外学界与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笔者自199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以来,浸润于民国史学科20余年的长足发展,并得益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之机,一直关注该学科的研究进展与最新问世成果。

台湾史研究的学科意识

关于台湾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台湾历史研究》在第一辑即首先开辟专栏,发表专家学者的言论。我仔细拜读之后,颇受教益和启发。该刊创刊一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专门举办这样主题的座谈会,在在反映了作为《台湾历史研究》的创始人和主编者的张海鹏老师，其一贯重视与关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