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游览型寺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游览型寺庙靠近风景游览地、与风景游览地和园林一起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阶层休闲的主要场所。本文以清代游览型寺庙诗文统计为基础,分析了北京游览型寺庙的类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寺庙尤其是佛教寺庙自身吸引能力的增强,宣南汉族文人的聚集效应及文人对城区荒野环境和野趣的新偏好是清代外城西区休闲功能和地位迅速提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明代延绥镇、榆林卫辖境考述——兼论河套南部边界的变化

通过梳理明代延绥镇及榆林卫管辖范围等文献,认为延绥镇具体辖境很难确定,但可用延绥镇巡抚和总兵的辖区之和代替。榆林卫是实土卫所,辖区分为延绥镇中路清平堡至高家堡11座城堡和位于镇城附近及自威武堡西至饶阳堡、"二边"长城南、界石北的屯地。"河套"一词最早出现于正统二年(1473年),其南界是随着"二边"长城、"大边"长城的次第修筑,防御重心逐步北移而北移并逐步明晰的。

明前中期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的兴衰

通过研究明朝前、中期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得出其发展的时间特征:洪武时期缓慢恢复—永乐至宣德时期部分地段初步垦殖—正统至成化初期缓慢发展—成化中至弘治中兴盛—正德至隆庆中荒废;空间特征是:屯垦的北界由腹里州县—界石—"二边"长城—"大边"长城逐步北移。影响明朝前、中期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地理条件和战争破坏,其中前者是根本原因,后者是重要影响因素。明代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对毛乌素沙地南侵的影响不大,自然原因可能是根本原因。

明朝成化中期余子俊督修延绥镇“二边”进程考

延绥镇,又称榆林镇,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为明代"九边"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余子俊督修延绥镇"二边"时,主要分为"利用延绥镇戍卒"小规模修筑和"动用运粮民夫"大规模修筑两种情形。余子俊动议大规模修筑"二边"始于成化七年七月,被拒绝后,仍由戍卒小规模修筑。成化八年九月议定大规模修边。成化九年三、四月修筑东、西二路,次年三、四月修筑中路。成化十年闰六月上奏修边成果。

国内外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文章对比了国内外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提出了我国多校区大学建设的建议:明确多校区各自的功能地位这一前提,把握多校区之间分权这一核心,不断加强凝聚力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因地、因时制宜选择管理模式。这对促进我国多校区大学建设乃至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文贵修筑延绥镇“大边”长城及其地理意义

明代延绥镇,又称榆林镇,为"九边"之一。成化七年(1471年)析延安(卫治今延安市区)、绥德(卫治今绥德县城)二卫置榆林卫(卫治今榆林市区)。成化九年(1473年),总兵与巡抚由绥德卫(州)城移治榆林城,始称延绥镇。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延绥镇。

明后期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

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明代延绥镇土地利用方式及规模对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影响及其程度,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从军地类型、分布及数量,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延绥镇屯垦有巨大发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揭示了延绥镇近边垦地的利用格局,探明了明万历末年延绥镇36城堡草场地与军垦地分布及数量。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地区景观的时空特征主要是军事和地理环境共同决定的。万历末至崇祯年间,由于连年战乱及自然灾害,延绥近边垦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抛荒率基本在90%以上。明军垦的发展对此阶段毛乌素沙地南移的影响不大,自然原因可能是毛乌素沙漠变迁的根本原因。

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修筑及其地理意义

本文对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二边"和"大边"的修筑时间、地点、修筑者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二边"长城为余子俊督修,时间为成化九年(1473年)三、四月至次年的三、四月之间;"大边"长城则为文贵主持修建,时间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至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之间。"二边"长度为2013里(明里)195步,约合1183.4公里;"大边"长度为1087里(明里),约合639.2公里。延绥镇长城的修筑过程与明代西北边防方略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也间接反映了边地卫所土地屯垦的变化,对研究历史时期陕北长城沿线环境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城堡驻军规模及其分布——兼论延绥镇军屯分布和数量计算问题

根据万历《延绥镇志》等史料,分析了明代延绥镇近边36座城堡驻军来源、万历年间规模及空间分布,指出近边城堡驻军分为主兵和客兵(班军)。主兵进一步分为来自榆林、延安、庆阳和绥德四卫的正军和来自邻近州县的屯军、免粮土兵和招募土兵共三类民兵,客兵则来自南阳、颍上、宁山、西安、潼关、蒲州等卫。榆林卫正军是近边城堡的常驻军,余丁是近边屯垦的主要力量,由于受到地理条件和战争影响,近边城堡驻守兵丁屯垦不力。万历年间,延绥镇沿边东、中、西三路36座城堡驻军,其驻军重心是延绥镇城所在的中路。在研究明代延绥镇军垦规模及对当地环境影响时,不能简单以驻军总数乘以某固定垦田亩数进行计算,应分时段、分地段,具体结合自然和人文驱动因子以及权重加以辨识。

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的变化

以明代"大边"、"二边"长城及沿线营堡遗存为参照物,在系统搜集和分析明清史料的基础上,结合野外实地调查,较为准确地复原了明清时期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的南界.将明清时期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与遥感影像反映的现代流沙分布南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仅在局部地区有所扩展.如常乐堡以南地区,流沙沿着盛行风向,通过佳芦河谷地向黄土区扩展,形成长约32km、宽约3km的覆沙黄土带;在清平堡以东地区,流沙沿芦河谷地向东侧的黄土区扩展,形成长约8km、宽约2km的覆沙黄土带.但总体来看,过去500a来,虽然人类活动的强度不断增加,但毛乌素沙地并没有随之发生大规模的向东南或西南的扩展,其南缘地区的流沙-黄土分布格局是基本稳定的.

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开垦过程

研宄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可以反映出该地区300多年以来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宂等方法,分析禁垦时期、限垦时期到放垦时期陕蒙交界区土地开垦的发展过程。结果表明: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清代陕蒙交界地区"南田北草"格局的分界线存在一个由"二边"一"大边"一康熙线一乾隆线一光绪线逐步北移的过程,但仍是"相对稳定"、"相对清晰"的。清代陕蒙交界地区"南田北草"格局分布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始终存在一个"理性垦殖"选择的过程,这是由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并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清陕西内蒙“黑界地”的由来与发展研究

为隔绝蒙汉交往,清初在长城沿线的陕西内蒙交界地区设立了"禁留地"。至康熙末年始允许汉民进入蒙地开垦"伙盘地",随之设立"黑界地"限制汉民向北开垦。但是,私垦的趋势无法阻挡,伙盘地在清中期开始向北一直扩展,突破了"黑界地"的限制,至清末贻谷放垦最终确立了陕蒙交界土地利用的格局。研究"黑界地"的由来及范围,对于研究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利用与人地关系,意义十分重大。"黑界地"(黑牌子地)出现在乾隆八年(1743年)之后。黑牌地出现的原因是蒙人农耕的结果,其性质是区分蒙汉各自耕种农地的界限。"黑界地"出现后,长期没有设定北界,同时蒙人对"黑界地"的范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清陕蒙黑界地的范围研究

陕蒙交界地区是典型的陕北黄土丘陵向毛乌素风沙地过渡带,属于中国北方生态过渡带的中段,也是传统的农牧交错带地区,分布着不同时期的长城和古代城堡遗址,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在空间的分布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是开展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地表生态系统影响研究的典型地区。为隔绝蒙汉交往,清初在长城沿线的陕蒙交界地区设立了"禁留地"。至康熙末年始允许汉民进入蒙地开垦"伙盘地",随之设立"黑界地"限制汉民向北开垦。但是,私垦的趋势无法阻挡,伙盘地在清中期开始向北一直扩展,突破了黑界地的限制,至清末贻谷放垦最终确立了陕蒙交界土地利用的格局。研究黑界地的由来及范围,对于研究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和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意义十分重大。

十七世纪的中国地理学

十七世纪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明中叶以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影响明显的时期。中国地理学在各方面孕育着崭新的学术思潮,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地理学者和一批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提出经世致用说和人地相关论,大兴地理考察之风,深入探讨地理规律,推动了传统舆地学向地理学的转变,萌芽了近代历史地理学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值得认真加以总结。